亦侠亦狂真名士

亦侠亦狂真名士
有人说，金庸笔下大侠虽多，却不及一个张丹枫。这话虽然有些过激，却也不无道理。张丹枫身上的优点实在是太多太多：为国为民，可比郭靖；深情狂傲，不让杨过；潇洒不羁，何逊令狐冲？就拿喝酒来说，他也能跟萧峰等人拼上一拼。能写出这样一个几近十全十美的人物，却又能让他不令人讨厌，梁羽生的文学功底，在《萍踪侠影录》一书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闻一多先生昔年在清华讲课时特别推崇《世说新语．任诞》中的一段话：“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成名士。”意即：要做名士，首先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嗜酒，二是爱发牢骚。张丹枫为国为民，当然称得上是“侠之大者”，但他的身上，又确然流露和展现着中国文人的酸与傲，以及传统士大夫内倾化的精神世界。张丹枫的个性与特征是比较复杂的，不过明眼人还是能轻易地看到这个人最大的特点，跟着清楚地看穿他的本质——亦侠亦狂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

　　若追溯名士的源头，就不可能不说到魏晋时期。那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但又很难被世人想起的时代。魏晋时期的思想是格外解放，士人对生命的体悟得到了极大程度上的发展与完善。然而与之相悖的，是政治的紧缩与压抑。因此两者一旦相遇，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强烈的碰撞，也由此带来了所谓“人的觉醒”。从盛世大汉走向“乱世”，文人士子的心里摆脱不了对太平治世的留恋，对因“篡”而造成“乱世”的魏晋两朝，自然格外地愤恨。“建安七子”之孔融、晋代的“竹林七贤”，是这些士人中的佼佼者，换而言之，也就是一帮嗜酒如命、惯爱发牢骚的“名士”。

　　发牢骚，实际上名士“侠”的一面。三国鼎立时期，曹操出于经济考虑，找了个“酒能亡国”的借口，颁布了一道“禁酒令”。这对嗜酒如命的士人来说，真是个奇奇怪怪的沉重打击。恃才负气的孔融看不惯曹操此举，写了封信给他，说历史上也有女人亡国的说法，为什么不禁婚姻？这个牢骚发得可说是妙趣横生，但如此的不屑与藐视，又怎能不惹多疑的曹操杀念大盛？再加之孔融惯喜写锋利讥嘲的散文与曹操作对，最终被这个一代枭雄栽了个“不孝”的罪名，惨遭杀害。我们这些后人都知道，孔融最出名的故事便是“让梨”。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竟死于“不孝”的罪名下，真不知是历史对曹操的讽刺，还是惊醒世人的悲凉。

　　嗜酒，自然是名士“狂”的一面。穷途而哭，猖狂如阮籍。在“竹林七贤”中，阮籍的文学成就是比较高的。他少年时代有志济世，曾观楚汉交战之处，喟叹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但后来司马氏当道，政局一日险恶于一日，才不得不以放达任性、口不臧否人物、醉酒佯狂避祸。他曾醉卧邻家美貌的当垆少妇身侧酣睡，居丧期间也饮酒食肉。在阮籍一生蔑视名教礼法、惊世骇俗的颠狂之举中，最有名的要数他醉拒司马氏联姻之请了。名士与隐士过的生活是相似的，但不同的是，隐士的言行平静随和，不影响国事天下。名士则不同。阮籍在当时的名气大到了连晋朝皇室都欲与其攀亲的地步。只是这个人太也不识好歹，决心不与司马氏合作，竟使出了一连六十一都以烂醉的白眼冷对使者的招数，硬是逼得晋文帝悻悻作罢。只不过狂得太很太过头，就难免会触怒政治意义上的权威统治者，与阮籍齐名的嵇康，下场就很悲惨了。

　　张丹枫是传统意义上的名士。他终日也是醉醺醺的，但心里却装着国事家事天下事。在张丹枫的身上，深刻体现了传统士大夫在国仇家恨间的激烈斗争时的矛盾。他最终选择的是舍家而顾国，也因此成就了一番侠情万丈的丰功伟业。但是张丹枫的“狂”，与阮籍之辈却又大不相同。相对而言，“百年三万六千日，日日须倾三百杯”，李太白这种自由狂放、浪漫超卓的精神，与张丹枫的追求倒是更加接近一些。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有人说李白是个前无古人、后绝来者的千古狂人，因为李白狂傲的一面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但我却认为，李白是名士的巅峰与极端。他的诗作清灵飘逸、豪迈洒脱，因为他生于盛唐，一个令人精神振奋、意欲鸿图大展的时代。少年时的李白，也像阮籍那样，有志济世。然而随着他对官场、对朝廷的了解与认识逐渐加深时，他无奈地感到了败亡的来临。也许李白是个先哲。生于盛世却能清楚地看清它悲凉的末路，对于一个有识有志之士来说，是比生逢乱世更加痛苦的一件事。李白的一生都没能给自己找到一个准确的定位，他用酒来麻痹自己对世的认知和不忿，但却不能麻痹心底的感情。内心感情的流露是不能人为的一件事，所以太白诗作中深蕴着一股难以掩藏的侠气和颠狂，张丹枫咏罢“谁把苏杭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古愁！”，也会情不自禁的痛哭起来。

　　“亦侠亦狂”，形成了名士的天然品格；“能哭能歌”，完善了侠与狂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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