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牯岭街的记忆
很难想象杨德昌拍摄《杀》是什么心情,我不想把这当成是一部青春的血祭。
杨德昌的片子中的隐喻越多解读越迷茫,人对真实的判断力也许会打上了折扣。 我害怕,害怕面对小明她那种始终如一冷冷的表情,我总会对自己的人生态度和这个世界的真实隐隐恐惧。 只有小四的无奈英雄主义给我短暂的清醒,让我放弃我脑海里一个个不切实际的念头。 看小猫王的录音被丢掉,我的曾经也仿佛掉进了无底的垃圾桶。 小四亲眼看到了为哈尼复仇的全过程,黑暗中生命终结前的呻吟,明白真实,是不是靠这样的方式? 已经冷漠,哀莫大于心死,直到他自己举起了刀,直到小明的血喷到他身上。 也许这就是世界教给他最好的解决方式。 耳边还响着小明的话:这个世界是不会因为你而改变的。 也许,一切其实很简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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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发布于:2002-05-07 22:53
补充: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转)
1991年 彩色片 188分钟 中国台湾杨德昌电影有限公司出品 编剧:杨德昌 阎鸿亚 杨顺清 赖铭堂 导演:杨德昌 摄影:张惠恭 演员:张震(饰 小四) 杨静怡(饰 小明) 林鸿铭(饰 哈尼) 张国柱(饰 小四父亲) 获奖情况:1991年东京国际电影节影评人大奖和评判团特别大奖 情节梗概〗 哈尼是一个帮派的老大,为了女朋友砍了人亡走,滑头在他不在期间领着其他人继续为地盘打打杀杀。小四,高中优秀生,一次和好朋友小猫在影棚玩,偶然看到同班的滑头和哈尼女友小明搅在一起,滑头对小四嫉恨在心,故意找茬和小四发生正面冲突。小明和一个男生一起打篮球摔伤了腿,在医务室遇到小四,医生要小四扶小明回教室上课,结果两个人由于怕被教导主任训导一起逃了课。小明觉得小四有些象哈尼,两个人在一起很高兴。 几个帮派为了各自形形色色的利益明争暗斗得很厉害。有人因为小明来找小四的麻烦,被新转来的同学马司令的儿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马挡了架。哈尼突然回来,发现他的地位已经全然动摇。他和小四长谈,言语间大有感到大势已去的悲凉。哈尼对小四说,小明说过很喜欢他。 哈尼的最后一搏果然把性命都搭上了。虽然暗中为哈尼报了仇,但在公众耳中,哈尼的结果几乎成了一个没有头尾的传说。而小明却在大家的隐瞒下感觉到了事实。她生了一场大病。精神全线崩溃。最后她选择了了和小四在一起。 而小四由于和学校的矛盾越来越激化,终于被开除出校。 小四被开除之后不久小明住到了小马家里。小四非常气愤要找小马拼命,结果在校门口碰到了小明。小四躲避着走开,小明却若无其事地追了上来。小四劝说小明不要活得这么没有出息,和小明争吵起来。一怒之下用给小马准备的刀杀了小明。 小四被拘捕,小四一家张皇失措。小猫王录制了他演唱的英文歌:《阳光灿烂的夏日》,并附上他们所崇拜的的猫王写的一封回信,送到看守所转交小四,却被警员随手扔进了垃圾桶。这一个夏日,这一段历史,也会象这样被人们不屑一顾地遗忘了吗? 〖分析读解〗 杨德昌(1947—— ),是台湾新电影浪潮中最有才气的一位。他原籍广东梅县,1969年毕业于台湾新竹的“国立”交通大学控制工程学系,后到美国学习电脑,获得硕士学位,后改行在南加州大学电影科学习研究电影,1981年回到台湾。1983年,他和多位导演合作拍摄的《海滩的一天》,在结构、音响画面的处理以及情调的酝酿上都有独到之处,初步显露出他在电影导演风格上的与众不同。这之后他又有多部成功作品问世,如《青梅竹马》(主演,侯孝贤)。 以杨德昌、侯孝贤、柯一正等人为代表的台湾电影人新锐,在台湾出生长大,对台湾本地的乡土民情体会得最为深切,又接受了西方文化尤其是电影的创作和实践观念,并受世界著名导演费里尼、黑泽明、伯格曼等人的影响。在表达上层社会得倾轧、中下层人民的疾苦,以及大陆去台人员的惨淡心态上,有其深厚的理解和独特的表达方式。八十年代初期,以武侠片和文艺片为代表的台湾主流电影,由于其自身的局限丧失了换血更生的能力,加之外部日本、香港的电影业竞争强劲,台湾电影业渐趋式微,无法再现过去万人空巷看热门电影的盛况。其时中美建交、中日关系正常化等一系列事件,导致东亚政治、经济格局迅速调整,台湾影人不得不重新审视有限的岛内电影市场,以新的美学观念和创作手法拍摄新的电影作品。老一辈电影人的退役也为他们提供了充分的舞台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八九十年代台湾出现了一大批和过去风格迥异的“新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就是其中的一部力作。 一、 牯岭街 台湾,孤岛,元代澎湖巡检司的设立,明代郑成功的收复,清代刘铭传第一巡抚的经营,并没有使之逃过风雨飘摇。曾被荷兰长期占领,后又有日本不断骚扰并长期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回到祖国怀抱。“二·二八”事件暴露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以及本省人与新移民之间尖锐的矛盾。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政治管束严厉,高压手段盛行。同时,美国资本大量注入台湾,文化侵袭也相伴而来。长期以来,原住民与大陆移民矛盾重重,各种势力纷繁复杂,明争暗斗连亘不绝。 影片所描摹的历史背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的台湾是一个人人疯狂向往美国的时代,与此同时,日本文化的影响也因地缘政治、地缘文化和历史上的占领而相当显著。表现在影片中只是一些看似不经意容易被忽略的点:小猫疯狂地迷恋猫王,以听他的歌、唱他的歌、得到他的签名为荣;小猫说四儿的妈妈早上洗澡越来越“美”化;四儿妈妈吃饭时说“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仗,现在住日本人房子听日本歌”;女演员和导演发生矛盾时,骂导演“剧本跟哪一国学的?”。这些点都设置得很隐蔽,一晃而过,但却触目惊心。在台湾这个岛屿上,各个势力的渗入之深,已经明明白白地展现在眼前。 生命的脆弱在于需要一种文化认同,人的最终归属关键还在于文化的归属。没有人能在彻底地完全地脱离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体系之后还真正地属于这个体系。所谓血脉之说,只是在文化还密切联系之时的一种锦上添花的说法。而且文化是血脉中最为重要的构成元素。美国毕竟是美国,日本毕竟是日本。台湾潜意识里拒绝与大陆文化上的绵联,又不可能与美国、日本真正沟通。台湾这一时期以及此后长久以来的悲哀和不稳定性就在于它的文化的没有归属性——既缺乏历史使其独立地自成体系,又没有任何可以被真正认同的行为及资本。所以,它在地域和精神、文化上都是一座孤岛。 二、少年 整个社会大的背景就这样投影到年轻人心灵和肉体上。他们既无法从父辈那里得到方向,也无法自己找寻出路,因为他们永远只是人类群体与社会群体中的少年阶段,不会得到重视,也不会自己取得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他们的行为与思想永远被成人的世界——而成人的世界在文明不够充分发展的阶段几乎就等同于完整的世界——所忽略。于是他们自己给了自己信仰,帮派、争斗、打杀、泡妞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一把刀、一群人、一块地就能安抚他们的悸动与茫然,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火能烧死人,水也能淹死人,但水的模样柔和,好象容易亲近,因而也容易上当……”,孤独与被忽略其实就是最大的利器,就在不知不觉中瓦解了他们全部的生机和希望。 选择少年作为整个社会的切入点是非常高明的,少年作为社会的过渡性人群,脆弱而没有定性,他们的摇摆不定是最容易被理解以及被表现的,同时,少年人的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反映着过去,证明着现在,决定着未来。也就是说他们的灰色是全部时空了充斥着的基调。 这部影片中的人物一直以群像出现,即通过模糊个体来形成社会群貌,比如人物着装统一近似,比如很少使用特写镜头刻画独立人物——当然这一点和启用群众演员有一定关系——但主要是为了实现对一个年龄层的人物群以及他们所代表和反映的台湾人的生存状态恰切描摹。其中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勇者/怯者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抽刃向更弱者。” ——鲁迅 以哈尼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小混混,前史大都是这样的:“三个月零十天以前,一个异常晴朗的下午,父亲将我逐出家门,阳光把我们那条小巷照得白花花的,我打着赤足拼命往巷外奔逃……”(白先勇《孽子》),他们是被从家庭到社会遗弃的人,由于脆弱和叛逆,收集、继承着社会最阴暗的一面。他们其实也代表了当时社会的各种势力与阶层,有从大陆过来混的,比如“山东”,有美化倾向很浓的“哈尼”,还有当地的土著平民的后代,和官宦子弟。他们的共同之处便是只会“抽刃向更弱者”。因为他们始终不知道更强者在哪里、是谁、怎么解决。特定的人文背景给了他们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这一代人注定要在没有归属、不被认同中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只能向弱者发威,借此来填满自己。只有创造出来的看似生机的“生机感”才能让他们的生存有希望。 而因为他们实际上是“怯者”。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极其脆弱,“滑头”最后向小四儿的妥协求和攀亲套磁,“哈尼”的逃亡与最终轻易地被杀,“山东”被砍成重伤濒死时和自己的女人的抱头哀哭,以及最为不可一世“我人在哪儿就混哪儿”的小马在得到小四儿死讯时的无助与失态,都在为他们的“怯”做注。这些关于他们的最后的一笔解构了他们全篇的嚣张。 此外,片中还有一些关于这些让人讨厌的小混混的另一面的细节,比如,老子天下第一的小马,傲气得无法无天,而他和小四成了朋友甚至为他出头挡架的原因很简单,只是老师罚小猫王把“我”字写一百遍时他出怪声和老师作对,结果小四替他罚了站而已。 再比如哈尼回到自己的地盘上来,感到大势已去,力图最后一搏之前,拉住小四谈心时,他疲惫倦怠而又认真地对小四说,其实以前出来混的人和我们一样,然后列举他看过的武侠小说,说起他看过的最厚的一本,说那个老包,全城都在着火,他一个人一定要去堵拿破仑,最后被条子抓住了。说到这里,所有人都会满头雾水,这时,哈尼淡然一笑,说,这本书是《战争与和平》。这个结果让人始料不及、忍俊不禁,而笑过之后就是满腹苍凉。哈尼砍了人亡命台南,无所事事之际竟然连《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宏篇巨志都看了,而实际上他并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而且还按自己的生活重新解释了它。就象小明对小四说的,哈尼其实很乖,不爱说话,只是对谁都看不惯,一定要打打杀杀的——这样一个伤痕累累却还有几分鲜活气息的生命,一步步走向毁灭,究竟是谁的错呢? 2、爱人/被爱的人 “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 ……经验是生活的肥料,什么样的经验便成什么样的人,在 沙漠里养不出牡丹来。” ——老舍《骆驼祥子》 小明,母亲有病,房子没有保障,不停地变换住址,每经过一次搬迁,就进入一个新的帮派的聚居地。作为女性这个弱势群体中的一员,除了男女关系,小明还能以什么来进行自我保障呢?于是几乎在影片里出现过的每一个小混混都和小明有关系。 四儿大概是唯一一个小明与之交往而不期望得到什么的人。因为四儿什么都没有,甚至给不了自己安全。小明对小四儿是最为真诚的。她也说过“你不要骗我,这样我会受不了的。”而最后正是真诚导致了杀人事件不可避免。四儿认为他真正懂得小明,而小明也是在失去哈尼后真正需要和依赖他的感情才与他交往。既然如此,小明就应忠实于这种感情。然而其实对小明而言最重要的是生存,她的不忠实是她抵抗这个世界的唯一方式,如她所言,世界不会改变,所以她也没有办法改变。而小明和小四儿都不知道什么是他们所说的“世界”,所以茫然中只好把对抽象事物的恐惧具化到这份感情上,于是一切矛盾在关于忠实与不忠实的争论中渐渐激化。借小明这个人物,导演表达了他对这段历史的看法。 小明代表的仿佛就是台湾。她所表现的生存方式,正是在多种势力夹缝之中的台湾人特有的姿态。她可以忍受小混混对她的调戏默不作声,她甚至可以为了生存遇到谁依傍谁,但最终她在精神上是绝对不愿、不能、也不会妥协的。在精神上她一直自由,没有隶属,不曾屈服。无论是势力、金钱还是感情,没有一样东西在付出之后能套牢她,即便是小四苦苦哀求,她也不为所动。她明白世界是什么样子,在这个世界上爱不能让她生存得更好,况且她爱的人一个不明不白地死了,一个怯懦软弱得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他们都是这个世界中的弱者,不能给予她最为实际的生存保护。 能够让她投怀送抱的理由很简单,她离开小四住进小马家里,不过是因为小四被开除了,小马是马司令的儿子,这些都很实际,实际得平铺直叙。而且最为直接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她和小四在小马家玩,她让手枪走火后小马给她的一个响亮的耳光。就是这个简单的耳光,小四就出局了。 和小明扮演了差不多角色的小翠又有所不同。小翠的水性杨花更多的不是出于生存的理由,她轻浮随便,一个眼神就可以勾搭到她主动献身,而这又能说完全是她自己的错吗?小翠在片中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引导矛盾升级。小明的背叛促使小四赌气一般地去找了小翠,而小翠首先揭穿了小四的弱点,她毫不留情地嘲笑了他,论调和小明如出一辙,这种惊人的相似不是巧合,也就给了大家一个暗示,两个性格迥异的女孩纷纷扮演了一种让不齿的角色,原因已经很明显了。 此外,四儿的三姐也有其特定意义。三姐虔诚地唱诗,向神寻求保护,希望一切都可以在神的庇护下解决,而最终四儿出事的时候,她一贯的平静被彻底打破,片中用了一个长镜头来表现全家人的反应,她在其中贯穿始终的歇斯底里表明一切信仰都在这一刻被推翻了。这其实是台湾没有信仰和归属的隐性反映。 这三个女人使社会群像丰满完整。同时也紧密地编织在情节的发展中,成为叙事的推动力量。 3、牺牲者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就只有做牺牲者的资格……” ——巴金《家》 作为全剧的中心人物,四儿的行为动作一直贯穿着始终。开始我们看到的他,是很有生命力而且天性纯善的正常孩子。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的生命力在不断瓦解,他在逐渐被同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通过父亲、教导员、帮派里的每个人、三姐、小明看到整个社会都对他做了什么。他一点点被社会所有的力量抛上无归之途。 挽回小明是四儿作出的最后一次关于生存的努力,小明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亮色,是他倾以真心相爱的女子,他认为只要她回到他身边,一切都还可以从头来过。而小明站在世界的真相一边,真相残忍无比。在四儿刺出那一刀时,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矛盾,他毫不犹豫地出了刀,而他的痛哭、哀骂和使刀不断深入的动作分明是力图向这个世界要回小明,这个地方的动作设计实在是很高明的一笔。 在警察局里小四的挣扎就更为醒目,从他开始挣扎、号哭尖叫到他被几个人拖出画声音渐远,镜头一直是固定不动的,甚至有十几秒的空镜一直对着一把椅子,椅子的呆滞漠然同小四撕心裂肺的号叫形成一种反差的张力,给人心理上的暗示。在这样的漠然之中的哀痛引导出的自杀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 在片中,四儿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就是开灯关灯,两次在房间内对灯的开闭,实际上是四儿心理世界的一种外化。此后,大面积的明亮极少的片中出现,比较常见的构图是亮的区域只占画面构图的三分之一。如四儿在自己的小格子中写日记的段落,画面中用手电的光亮打亮左上角,同时用日记本纯白的内页的反光构成中心区域小面积高光点。其他部分始终处于有层次的暗部。再向后发展,高调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大量使用逆光、侧光造型——小四心里的明亮也就这么一点点地少下去。 三、关于“杀人事件” 整部影片其实由死亡贯穿始终。只是一直在以生活的原生态来呈示。并没有让人明白地体会到血腥与暴力。这些死亡构成了全篇的叙事线,象多米诺骨牌,导出中心杀人事件。“……对世界的叙述不计其数……”(罗兰·巴特),死亡是导演对世界的一种解构。 1、 死亡 最早发生的凶杀案件并没有在影片中出现,却是故事的一条暗线。正是因为哈尼为了小明伤人亡走,才使小四儿有机会与小明接触。 第二宗死亡事件就是哈尼被杀。哈尼死了,使四儿不再活在小明是哈尼女朋友的借口下,他意识到这个女孩子对他的重要性,主动向她告白说他会替代哈尼。同时,哈尼的死也是小明转变的重要情节点,她此后欲发的放肆与此有脱不开的关系。 第三次血雨腥风是大家为哈尼报仇而怒杀“山东”及属下多人。作为整个事件的目击者受到的撼动直接也就影响了人物此后的走向。一次次波折将情节渐渐推进到中心事件。 在种种死亡与附属于死亡的相关事件(比如小明换了几任男友,四儿被训导、被排斥、被开除)发生之后,小明和四儿都不再可能同过去一样。按照生活和戏剧的逻辑,这个杀人事件都已经各个方面酝酿成熟。这是全片的高潮。 接下来的又一个实质上的他杀事件就是四儿的自杀。其实对死亡的遗忘有助于建立生命的近似自由。而因为死亡事件的不断出现与叠加,四儿和小明不但不能够遗忘而且在死亡及相关的事件中越陷越深。“……自杀从来都是灵与肉的双重行为,且灵的成分远大于肉的成分。”(自周晓枫《抱菊而眠》)自杀这个行为对于四儿来说是结果性的被迫行为。这就是导演精心结构下的含有特定寓意的结局。 2、视听语言 视听语言上功力强劲、风格独特。 Ⅰ、在剧情设置上:避开戏剧性,人物的动作以及性格发展都以生活逻辑为准。没有强烈起伏。全片始终给人以灰色通感。叙事平淡。剧情的发展几乎不留任何痕迹。 Ⅱ、节奏的控制上:始终以近乎迟缓、沉闷的节奏运行,让人很容易感觉到一个溽热夏季的闷与躁。并以这种节奏来压制人的情绪,使人很容易进入这个节奏,连呼吸都缓滞下来,不得不去承受生活原生态的重量。 Ⅲ、音乐音响上: ① 基本没有附加的音乐,使真实感加倍; ② 常用的音效一般都是人物所处环境的自然效果声和人声,人物对话使用现场同期声,与背景声相叠,延伸了可见影象的范围; ③ 导演经常把主要声音湮没在背景声或辅助声中,使观众最为关注的谈话内容时隐时显,这也是增加真实感的大胆尝试; ④同时画外音和声画分离对于画面空间的延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就最大限度地形成了饱和立体的空间,同时让观众积极参与到影片中来。 Ⅳ、影象上:大量使用长镜头,最大限度地给观众以真实感。并在视听上联合表意,让观众参与到视听环境中一起结构空间,并以观众的想象来拓宽屏幕的界限,让心理空间无限延展。同时单个镜头信息量非常大,比如叶子带小二去山东的场子的那场戏,同时行进的是四条线索:镜头外的画面在表现小二在熟练地把每一杆击进洞,同时是山东的女朋友在骂骂咧咧,叶子在一边看小二打球一边对山东解释自己目前的情况,画面上是一个小喽罗在给山东点烟,点好之后又去点蜡烛,刚刚把所有蜡烛点好,电灯就亮了,山东不动声色地看着前方节节胜利的小二,听着叶子圆滑的解释,同时凶狠地瞪着笨手笨脚的手下,这个过程画外、画内都提供了惊人的信息量。性格的丰满和情节的运转同时进行着。 Ⅴ、过渡性镜头使叙事简洁,连接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镜头,过渡自然。比如上一个是小明和小虎在打篮球,下一个镜头是四儿在医务室等待看病,中间只用了一个男生经过窗口跑进医务室的走廊,衔接自然、简练。省略了小明腿摔伤的部分。也就为片中需要用长镜头铺叙的段落节省了大量时空。再比如上一个镜头的结尾是四儿看着小明横向走出画后转身沿纵深方向离开,下一个镜头是小明在前景向前大步走,四儿从远景追上来,中间没有冗余内容。 Ⅵ、经常把人物置于画面一角甚至画外,不占据主体位置。在表现人物对话时很少用近景和特写,大量使用全景镜头,带环境叙述。把人物投置于大的环境背景下,产生渺小孤立之感。同时也在环境中铺垫下一些情节伏笔。比如小明和四儿在靶场时远景上站立的人,就成为叙事上的一个伏笔。 影片实际上借一个普通事件叙述了一个地域和它最有代表性的人群隐蔽的悲剧,“我们这个王国,历史暧昧,不知道是谁创立的,也不知道始于何时,然而在我们这个极隐秘,极不合法的蕞尔小国中,这些年,却也发生过不少可歌可泣、不足为外人道的沧桑痛史。” 而世界每一日都在发生这样不足为外人道的故事。虚无的存在与渺小的死亡永远是大多数人的生命历程。在争取存留的过程中,被嘲笑、被忽视是极其简单而又平凡的事。平凡人的豁命抗争在自己已经是惊天动地,在世界不过是螳臂当车。 世界不是黑或白,而是统一于中性灰的杂乱无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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