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上的爱情(转自《南方周末》)

                                     流水线上的爱情
南方周末　  　2003-09-25 14:54:55
　　布吉镇，深圳市重点卫星工业镇，曾经位列整个广东省综合经济实力200强镇的第一名。
　　100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共有1550多家工厂企业，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工厂森林”。
　　巨大的市场吸纳了来自全国各地麦浪般此起彼伏的打工者。现在这个数字是47万。
　　在一个人均年龄只有27.4岁的年轻城市，青春是这些流水作业的工人们最大的资本。
　　然而，青春不仅仅意味着可以透支的体力，更意味着憧憬、躁动、爱与被爱的渴望。
　　流水线上的爱情

　　□本报驻京记者  师欣

　　刺耳的铃声突然打破死灰般的沉寂，整个走廊顿时喧闹起来。一群穿同样短袖衫的女孩、男孩拥向一间昏暗的大屋子。不同于校园的是，这里的喧闹，只有脚步声，没有说笑声。
　　走进屋里，所有人都快速地坐下。四五排长长的桌子上排列着一台台显微镜。很多只手开始动作：拿起晶片，夹固好，对准显微镜镜头，右手握着类似钢笔的工具，在细小的晶片上，逐一地点起来。
　　康元厂是一家专门生产发光二极管的工厂。这是生产车间里一道工序：固晶。
　　他们就这样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早晨8点上班，12时10分下班；中午1时40分上班，5时40分下班；晚上6时加班到9时。周而复始。

　　阿莲
　　一张异常洁净的脸：杏仁般的眼睛透出光芒，紧嘟嘟的嘴巴微微向上翘，笑的时候，嘴角边还会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像个城市里纯真的女学生。
　　可是，坐在操作台上的时候，她看上去和周围其他人没什么区别：毫无表情的面孔，机器般有节奏动作的双手。
　　她叫阿莲。
　　曾经有位行为艺术家做过这样的尝试：什么都不做，只是每小时机械地打一次卡，24小时不间断，坚持一年。这和阿莲的工作有点类似，只是阿莲已经重复了两年半，而且未来还会如此。倘若硬要给这个未来加上个期限，阿莲自己也不知道会是几年，或是十几年。
　　17岁就从老家四川内江出来闯深圳，那时阿莲初三还未毕业。从小生活在小村庄，阿莲一直恪守祖辈的教导：女孩子行为举止不能太过随便，否则会遭到别人指点。而眼前的阿莲，已很难让人想象她曾是个不敢和男孩说话的农村女孩。
　　“起初还有点害怕，不过出来闯荡后，才什么都知道了一点。”阿莲常设想，如果家里知道她在外面的生活，会作出怎样的反应？“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阿莲很感慨。她指的“事情”是未婚同居。
　　19岁的阿莲和男友在厂外租了间约10平米的小房子。为了了解有关的性常识，阿莲曾专门跑到附近的书店泡了一天。“开始很担心怀孕，但每次他都主动使用安全套。”说起这些话，阿莲落落大方，尽管她的脸看起来还有些稚嫩。
　　与同伴相比，阿莲算是快乐的，她的双眼传递出这个信息———那种恋爱中女孩特有的神情。阿莲的男友既是同乡，又是同事。尽管如此，阿莲对两个人最终能否在一起还是没有太大的信心，“只要眼前在一起开心就好”。
　　毕竟，大多数在工厂里打工的女孩子还没有阿莲眼前的这份“开心”。

　　“拖糖”
　　流水线上的打工者背景大抵相似：来自农村，高中以下学历，女孩占大多数。除了来自广东省内各县，其余以四川、湖南、广西、江西四地居多。
　　在布吉镇，很多打工者都称工厂为“安全岛”。工厂地处深圳关口外，治安比关内要乱得多。好在工厂普遍是高墙院落，铁门紧闭，感觉安全一些。
　　只是，安全保证的同时，情感也遭遇密封。“感觉很孤独。”康元厂一位女工颇为无奈地说道。她今年26岁，吃住都在厂里。因为害怕厂外“混乱”的世界，很少出去闲逛。“我工作的那条流水线，清一色女同胞。每天除了机器，几乎不需要和人交流。下班直接回到宿舍，又是女儿国。如果不出去走走，甚至整天都见不到一个男性。”
　　康元厂有100多名工人，其中男孩子不到20人。这类“阴盛阳衰”的工厂在深圳比比皆是，有的工厂男女比率甚至高达1∶9。
　　手里捧本名为《怪怪娇妻》言情小说的阿兰，前两天，刚吃过隔壁宿舍一个女孩发的“拖糖”。一旦两个人在工厂里发过“拖糖”，就意味着向大家宣布恋人关系。或许对这个经常流动、生活不稳定的人群来说，结婚太过奢侈，只有庆祝“拍拖”（谈恋爱）了。
　　今年已经吃过6次“拖糖”的阿兰，每吃一次就觉得心里“酸”一次。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总会忍不住去想：如果有一个同乡男孩，和我在一个城市打工，相距不太远，下了班两个人牵手散步，边走边聊，哪怕他长得不怎么样，挣钱也不多，我都乐意嫁给他！
　　不过，梦想终究只是梦想。工厂里女孩子们的业余时间通常是这样度过。“一个人躺在床上或坐在床边，听收音机，来回翻阅言情小说，好像找不到事情做的样子。”阿兰说。

　　宝贝
　　布吉镇的工厂里有种说法：一包瓜子就能把女孩“搞掂”。因为“好想谈恋爱”是大多数花季少女的心声，赶上公共假期或者节日，她们渴望被关爱呵护的心思就更热切。还有一种说法是：有缘千里来相会，相会就要倾情奉献。
　　所以在布吉镇的工厂，男工们都被称作“宝贝”，通常是二三名女工同时喜欢一名男工。康元厂不久前刚刚发生了两个女孩为争夺一个男孩大打出手的事情。有了很大挑选余地的男孩们，下了班聚集一起，讨论最多的就是：哪个女孩最靓；最近又在和谁“拍拖”；如何把女孩“搞掂”。
　　来自广东阳江的王树健，20岁，颇为得意地向记者透露，厂里就有两个女孩同时喜欢他，经常约他出去玩。
　　王树健已经谈过三次恋爱，和女孩去吃饭、跳舞、滑冰，从没有付过一分钱。“这些女孩比我还大方。玩回来，通常是夜里12点，对方会直接说，‘陪陪我啦’。”而一年前，他在东莞认识的一个16岁的女孩，趁他在宿舍睡觉时，就直接闯进来亲吻他。
　　这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男孩一本正经地说道：“在工厂里，经常会感到孤独、寂寞，很想找个女朋友，就是不知道谁是自己喜欢的。我还不懂生活，对爱情也很盲目，又不想负任何责任。”

　　1/4的薪水
　　阿莲最好的两个女伴也都和男友住在一起。其中一个女孩，开始和广西人“拍拖”，半年就分手，很快又和一个四川男孩住在一起。厂里一些已婚的女工们都不免会叨上几句：“刚出来头两年，老想这些妹仔怎么这样开放。现在见多了，太正常了。”
　　阿莲告诉记者，在厂里也有玩得很疯狂的女孩子，以来自湖南、江西两个地区的居多。“她们经常去蹦迪，跳交谊舞。舞场里非常混乱，不过能结识很多在社会上混的人。”
　　工厂外面，沿街布满各类商店小铺，整个镇子看上去很繁华。镇上本地人口不过才几万，做生意的居多。
　　即便晚上加班到9时，这些“玩得疯狂”的女孩子，还会禁不住诱惑，精心打扮一番，跑出去。她们有的被打工仔或者老板包养。其中也有走上歧路的。
　　通常在生产车间里，如果按劳动数量计发工资的话，这些打工者月收入少的700－800元，多的1100－1300元。而从事性交易的话，一个晚上很轻松就能赚几百元。工厂附近的舞厅、卡拉OK，就潜伏着专门联系这样交易的人。
　　不久前，深圳当地媒体专门派记者到工厂暗访，了解到在有些工厂，女工多数有性经历，有的甚至多次堕胎。
　　“有个厂子的女工一般每个月至少拿出近1／4的薪水来买避孕药具，而她们的薪水也不过在300元至600元之间。”深圳市计划生育协会的工作人员武清萍说。

　　玫瑰居
　　结婚的人一般不住在厂宿舍，正处于热恋、拍拖的男女，也纷纷搬出宿舍到厂外租房子。这使得原本每间可以容纳8个人的康元厂宿舍，显得有些空荡。
　　由于经济上的窘迫，打工者经常是六七个人合租一套房，美其名曰：玫瑰居。但这类“玫瑰居”，倘若不是亲眼所见，其布局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王树健就在外面租房子，为了能自己做饭，改善一下伙食。他和5位女工合租，她们都来自重庆地区。
　　房子很简陋，三室一厅，弥漫着一股霉味。所有的空间，能用的都尽可能利用。客厅里，用木头、塑料布、废弃的泡沫板又搭建了个简易工棚房，挂上门帘，里面还住了两人。当然这个工棚房的租金也最便宜，一个月80元，两个人均摊，每人40元。厨房里错落地分成6个灶台，各自开伙。
　　在龙岗区龙华镇做油泥工的刘昌权过来看妻子，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天。妻子是和另外一名女工合住一间屋子，两张床距离一米，之间仅有薄薄的布帘相隔，私生活没有任何私密性。面对记者的诧异，刘昌权很是不以为然，“出来做事，还讲究什么？”
　　“以前我和她同在一家服装厂，每天看得到，却不能住在一起。当时心里非常气恼。可是没有办法，只能控制自己。”现在虽然租了房子，他在龙华，老婆在布吉，不在一个镇，周末才能相聚。刘一个人在龙华镇那边，下班后没有事情做，就打牌。“我没有找过别的女人，因为怕传染病。否则……难说。”
　　他告诉记者，有位同村的老乡，因出来打工时间长，在外面有了相好。而那人的老婆，在家乡找人帮着干地里的农活，也有了外心，两个人办了离婚手续。转年，老乡的老婆从农村跑到深圳，两个人又住在了一起。
　　刘昌权的小姨子，在服装厂打工，其丈夫则在江苏做事。“他们两个人结婚6年，几乎没在一起过，就像没有感情一样。”
　　“这些分分合合，打工者见多了。”刘昌权说，“出来闯荡，要有颗坚强的心。”

　　春节的“坎”
　　在记者接触的打工者中，基本上将近80％左右的人都表示最终是要回到家乡寻找配偶，他们普遍认为外面的感情不牢靠。“有时候甚至连对方是否结婚了，都不知道。”康元厂里大多数女孩子表示不愿意找本地人，“广东男人大男子主义，看不起外地人，有些仗势欺人。”
　　每年春节过后，是工人们大规模流动的一个“坎”：有的不能忍耐外面的艰苦生活，返乡后就不再出来；有的通过熟人关系，跳到别的厂去结识新人；也有的回家得以和家乡恋人或另一半团聚，返城后发现怀孕，准备生孩子的只好辞职回家，等生完孩子交给父母抚养，自己再出来。
　　农村人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使很多打工者都有这样的心结：盖房子。这也是支撑他们奋斗的最大信念。出来打拼几年，首要是挣钱，等攒够一笔钱就回家乡盖房子。盖房子少则花七八万，多则十几万。
　　然而不少打工者早就攒够了盖房子的钱，却迟迟没有回去。
　　出来两年半，阿莲很少回家。她说家乡门前有条小河沟，下过雨后整个村子的路就变得泥泞不堪。“那里经常停电，回去后无所事事，很无聊。”
　　18岁的广西女孩燕儿再也不愿意过原来那种整天对着太阳，在地里晒得像黑炭一样的生活。“我妈妈16岁结婚，17岁生我，我的小学同学也都结婚了，她们整天想着柴米油盐的事情，把我烦得要死。每次回家，村里都是风言风语地议论，是不是嫁个香港人，或者有钱人？”燕儿每次回家，逢人就说有男友。“反正他们也不知道真假，要是说没有，才不会有人相信呢。”
　　深圳的摩天楼、购物广场、熙攘的车流人群取代了他们对乡村的记忆。

　　（本文涉及工厂、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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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不上爱情
只是生活如此 -------------------- 可爱的老丁出现在那个寒风凛冽的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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