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思

头两天读《文化月刊》对摩罗的访谈。开始的时候，“精神突围” （虽然只是引用）这一字眼令我兴致陡生。而随着视线的漫游，却渐生出些许忧虑。
忧虑缘于文中淡淡的伤感，这也是我近日读有关摩罗新著的评论时常觉出的味道。“精神突围”的出处我没有查核，但显而易见的是，圈内不见得对这一评介如何认同。我想，倘伤感只出于对“精神战士”的怀念倒也无妨，而事实上伤感是针对“精神战士”对爱与宽容的“鼓吹”；倘只是圈内有这样的伤感或者这伤感是怀着如何的恶意倒也无妨——文本的误读与曲解本是评论家藉以哗众取宠的惯用伎俩，而事实上一般文学青年乃至一般青年中这一伤感的洋溢可想而知。
一直以来，我们所在意的是“精神战士”的“战士”而非“精神”。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于“精神战士”以我们所习惯的思维而战且在他的战中体味着快感。战士突然不战了，依我们所习惯的思维，原由只有屈服。由此我们纵然以最大的善意来揣测摩罗此间所承受的种种（我们至少会认为必然是有所承受），我们依然在幸福的哭泣中徒见苍白。
我曾经坐在摩罗的讲堂，曾有幸与摩罗有短暂的一段私交（算不算私交？）。我觉得凡摩罗的弟子，应当都有幸于见证从“精神战士”到“爱与宽容”的过渡。当我们谈及鲁迅，我们说他的切肤之痛源于他深彻心扉的挚爱；我想当我思及摩罗，我的触动更在于他的激烈中所隐现的悲悯。当言及德兰修女，当言及甘地……2000年的那个冬季，我在阴霾的一阶看见他眼中闪烁的虔诚。
在这片贫瘠着爱或者简单着爱的时空，司空见惯的诅咒与谴责终将于抑郁的汪洋中宿命般石沉大海，其中有所成就的诅咒与谴责无非点起我们不忍目睹且无力承受的血腥。人际间徒然一网诅咒与被诅咒不断交替的轮回。我们乐此不疲，自最始的生命。
我曾经思及一个有牵强之嫌的命题：博爱是一种灵性而非被生活所抹杀的禀赋。最始的人类之爱并非血缘之亲的交融与蔓延，而是趋利避害的选择——原始人群的形成出于对野兽之恨。文明即是由此的沿袭。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个体强调与人情纷离的加重更在于灾难的骤减，而并非所谓人文意识的进步。因而我们并未有博爱的基因，与此相反，文明的意义似乎更体现为利益所趋的暂结之谊。由此种意义上而言，博爱是创造性的一种灵性。这一灵性应当是源于对整个文明历程的反思以及忧于人类走势的悸动。我想，在更大范围与更深层次的探究中，摩罗捕捉到了这一灵性。
回过头来说我看有关摩罗新著评论时的忧虑，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怀着极度的容忍与宽恕残喘于各自的伤痛，惟独忘了自己是如何转借着我们所承受的创伤。我们甚或以为爱与宽容是如何小资或者中庸总之不屑一顾的逃避者与懦弱者的姿态，惟独没有去思考我们是否真正需要这样的启蒙。
当我们的心底远未如水般纯净时，我们永远没有资格认为我们已经处于生命的最低点。当我们愿意把更多的着眼点放置于个人境界的追求去思考生命的初衷，当能觉出另外的一种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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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基本上任何的泾渭分明都是哄小朋友的.

所谓的愤青和小资,我觉得两者之间是没有明确的界限的,而且我们判断的依据,往往只是一些具体和烦琐的事物,这当然不可能从真正上认识这两个阶层了(姑且说是阶层吧!尽管是没有界限的),呵呵~~走先! -------------------- 彻彻底底的俗人一个，
有事您说话！

博爱是一种灵性而非被生活所抹杀的禀赋

现在对于愤青与小资讨论比较多的是从表现来看的，我比较欣赏的是从文化和认知的水平来考虑这个问题。

我同时想起许巍的《一天》，想起朴树说他最近读有关甘地的文字油然而生的感动，除此之外，吴桐自父亲的离去更多地悸动于爱与情的真切……更不必说2000年以来文坛中类似的变迁。
称之为从愤青到小资的过渡，并做着由此引申的思考，我想是肤浅与缺乏责任感的。
当然也不断有所谓贞烈的文字与音乐涌现。关于文字毋庸多言，关于音乐，朴树说，妈妈，我想吐。
2000年以来的这些，从纯文化意义上来说，难道只是偶然或者所谓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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