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报纸的前世今生

2002年6月17日是《大公报》一百周年的日子。最早知道这张报纸是在小的时候看《霍元甲》的时候，剧中的人物经常看《大公报》，然后就断断续续地知道了一些这张报纸的历史。


1902年，《大公报》由一个满清开明贵族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周恩来在评论旧《大公报》（1949年前）的历史贡献时，肯定了三点，第一，她是爱国的；第二，她是坚持抗日的；第三，她为中国的新闻界培养了众多的杰出人才。要知道范长江、萧乾、金庸……这些人都曾经是《大公报》的记者，他们代表了当时中国新闻从业人员的最高水平。《大公报》的社评主笔张季鸾去世的时候，国共两党都为他哀悼。“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一所谓四不方针，是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公报之最终的办报宗旨。“党”是指拉帮结派；“卖”是指依靠权贵；“私”是指谋求私利；“盲”是指盲目自大，不求进步。这四点对现在的新闻工作者来说也很中肯的职业道德规范。


1936年后因为日本的侵略，曾先后辗转出版了上海版、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重庆版，鼎盛时期日发行量为20万份，从而声名日振，于1941年获得新闻界的“世界杯”——“密苏里奖章”，后进一步成了世界性名报之一。解放后迁至北京，文革时期被迫停刊，现在只有香港《大公报》在市面上发行。发行到132个国家和地区，被联合国推选为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中文报纸。


“文人论政”应说是《大公报》的一种基本属性，中国有此传统。汉朝的太学生，明朝的“东林党”皆是显证。尤其到清末民初，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知识分子们不但群起论政，而且进而参政了。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手老大公报，创办新记大公报，《大公报》的主办者三人，似有双重性。既承继了汉、明士子的遗绪，本身又是留洋学生。身上的旧传统与近代的新思想兼而有之，应说是“半新半旧”、“既新也旧”的人物。他们实是半个“帝王师”加半个新报人，所办的报纸，也是一种新旧交替过程中的过渡性“公共物品”。既像近代新闻，又带条陈奏摺味。这张报由其主办人的文化背景，所培养的人（有些在人民共和国当了高官），及它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关系，与其牵强地上纲目为“官僚资产阶级的”，还不如降格说它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较为贴切。因为它的言论很像后者。虽然吴鼎昌当过官，但主持笔政者主要是胡、张和后期的王这些书生。


大公报人无论对社会主义，还是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里，当然不可能完善无缺，他们也为自己的在国共之间保持中立的立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自由主义的内涵深深，从其总体之根源看，一言以蔽之，就是回到康德的那句至理名言。他说：“段言如命令下：无论对自己或对他人，待人之道，应以人为目的，不应以之为手段。”　一切自由主义之逻辑，都是在这个大前提下制定出来的。也就是说，任何理想，包括自由的理想，如果为了实现之，而把人作为手段，而不是作为终极的存在，作为目的，那么，这样的理想一律会演变为事情的反面。多少罪恶藉自由之名而行！


如今我们纪念《大公报》就是为了纪念它为了新闻自由而努力不渝的新闻职业道德，“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新闻良知。


左手搜集整理
参考资料：
《1949年前的<大公报>》
《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 [ 2002-05-06 04:48:56 左手 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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