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乞讨部落”的迁徙(组图)

　　政策背景：

　　2003年8月，《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开始施行。根据这一办法，只有流浪乞讨人员请求并表示愿意接受救助的，救助站才可以对其实施救助。救助站对救助对象包括城市中的流浪乞讨人员实施救助时必须本着自愿的原则。

　　收容制度正式废除后，中国各大城市相继出现了大量流浪乞讨人员，出现强行乞讨现象，对城市市容及市民生活造成一定的困扰。如何对不愿接受救助的流浪人员进行管理成为城市管理的一个难点。

　　下一站，在哪里？

　　广东佛山市文沙大桥引桥下，一条宽约五米、长约百米的断头路。今年过年的时候，这里成为“乞讨部落”落脚的地方。破棉胎、化肥袋、饼干罐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乞讨部落”是支杂牌军，来自贵州的居多，另外还有来自云南、广西、安徽、湖南和河南的。一个多月的相处，原本陌生的乞讨者彼此熟络了不少，互相间的联络交流，使得乞讨大军越来越庞大。

　　接近子夜时分，“部落”成员陆续回到“营地”。通常晚餐和夜宵的时间，是他们收入最好的时候。靠围墙一边的路是他们的“铺床”地方。他们把所有可以用来御寒的衣物堆放起来，抵挡今年广东特别的寒冷。

　　清晨五六点，高架桥上开始繁忙的车流吵醒了他们。女孩们用半截梳子将自己的头发梳理得干干净净，母亲们则准备好孩子的午餐。出去“工作”前，他们会将自己的行李包裹好，靠在墙边放好，并稍稍收拾一下吃剩的东西。当地的市容卫生部门来清理了几次，但很快他们又回来了这里。

　　正月初十的晚饭，他们吃上了肥猪肉，是附近菜场肉铺半卖半送的猪膘，“乞讨部落”可以吃上一顿有油水的饭。绝大部分时候，他们吃辣子拌饭。不吃饭不乞讨时，孩子们就玩追逐的游戏，或者跳皮筋。他们有自己的“大哥”，通常是年纪最大的男孩子，“大哥”教他们乞讨的技巧，保护他们不被欺负。

　　正月十三十四那几天，广东连续几天挂起了红色寒冷信号，连日阴雨，围墙边是不能住了。当地救助站派车来接他们，市领导亲自来请他们避寒，最后，自愿去救助站的，还不到10个人。“大部分都跑掉了。”工作人员无奈地说。在他们眼中，救助站还是原先的收容所。整个春节期间，佛山市救助站共接受流浪无着人员59名，有33名来自贵州凯里，不少的是不足10岁的孩子。

　　断头路的路口，有个缝补衣服的摊子，摊主是个安徽女人。“孩子的衣服经常破，也在我这补过，他们有钱就给点，没钱就算了。”路口士多店的老太太讲起年前聚集到这儿的人就摇头。晚上这里有家煎饼摊子，附近的打工仔来吃时，也会给睡在这里的孩子一些。虽说同情他们，但附近的居民仍然希望这些人早日离开。“太脏了，影响我们做生意。”

　　他们为何来到这里？他们自己的回答是，要给孩子筹措学费，怎么筹措，绝大部分的父母选择了让幼小的孩子上街强行乞讨。

　　家住在贵州凯里山沟沟里的老吴头，读完了小学，做过村子的民办教师。“我有40个学生哩！”老吴对此颇为自豪。虽说家里只有四分田地，每年打的谷子不够家里四个孩子吃，但依靠国家扶贫政策，老吴家也能过上温饱的生活。“我们家男孩在凯里市第一中学读书，还有个女孩在读初中。”老吴头表示，得有钱供他们读书。

　　在我们采访的这个“乞讨部落”里，几乎每个成年人都表示他们找过工作。没有文化，阻碍他们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乞讨成了最简便，可能也是惟一赚钱的方式。每天天一亮，“部落”成员便会把床铺收拾好，放在靠墙的地方，然后，多数女人带着孩子外出乞讨，多数男人则带着工具到闹市区擦皮鞋。

　　事实上，能真正拿回来钱的，是到处讨钱的孩子。一个籍贯湖南的女孩，每天在火车站附近擦皮鞋，但每天平均4元钱的收入，让她哭笑不得。

　　2月初，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校就要开学，“乞讨部落”也自动解散了，大部分的父母要带着孩子回家读书。过了正月十五，他们带着尽可能多的老家用得上的东西，绝大部分是拾荒拾回来的，还有些是买的，陆陆续续地上路了。老吴把捡来的席子也带上了，他告诉记者，他和他老伴只赚了100元钱。正月十六晚上，他们一家没能扒上回贵州老家的火车，便带着两个孩子，沿铁路线走远了。老吴说，可以走到下一站，那里也有可以回家的火车。

　　下一站，在哪里？

　　流浪的起点和终点

　　乞讨是迫于无奈，还是另有隐情？为弄清真相，记者跟随受佛山救助站救助的贵州凯里籍流浪人员回了一趟家

　　凯里：

　　2月13日，记者到达凯里。同行的是凯里市救助站的站长和两名救助站工作人员及三棵树镇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在33名凯里籍受救助人员中，23个是15岁以下的孩子。凯里市当地政府对这批被送回来的“出外打工人员”十分重视，下了火车，请他们饱饱吃了顿酸汤鱼，并安排了住宿的地方。

　　说起当地出外流浪乞讨现象，当地干部不住地摇头。他们不愿意直接说这些村民是“乞讨者”，只称他们为“外出打工人员”。凯里市“出外打工”的主要在三棵树镇的板溪片区，那里60%的家庭“出外打工”。“其实现在那里的人均年收入也有1000多元了，大部分是打工赚回来的。”村干部也说不清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出去打工。据说是1990年代末，村子里装上了电视卫星接收器，村民看上电视后，便开始陆续有人出门“打工”，接着就变成拖儿带女往外走，而且规模越来越大。1999年，板溪片区200多名村民准备扒火车出去“讨生活”，政府收到消息，集体出动劝阻，遭到拒绝。

　　孩子到家

　　板溪片区离凯里很近，坐上中巴半个多小时就到了，但进村的路是泥巴路，不好走，记者跟着孩子步行进了村。此次受救助的流浪儿，大部分是浪寨、板新两个村的。这里是典型的贵州村寨，大部分是木板墙、茅草顶的房子，散落在山谷坡地上。村子通了电，通了水，还有不少接收电视信号的“锅盖”。

　　记者在村口见到接孩子的村民们，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早几天从广东扒火车回来的。村民们很热情邀请记者上家看看，最后，记者跟着村干部去了杨亚光家。杨亚光53岁，这趟送回来的有他46岁的妻子吴榜河和一个10岁、一个12岁的女儿小梅、小华。

　　一进杨亚光家，看到厅房里那台彩电，记者极感意外。杨亚光家有一台21英寸彩电和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有台小型柴油发电机和用来搅拌猪饲料的粉碎机。杨家的屋子是间干干净净的木板房，五个孩子，有各自的小房间，儿子还有辆半新的山地自行车，是骑车去县城上学用的。小梅一回到家，就玩起了爸爸给她买的篮球。

　　好客的村民

　　为了解更多情况，记者决定独自去一趟板新村。因为跟进这群人已有两个月，村子的孩子差不多都认识了记者，不停喊着：“老梁又来喽！”杨亚光又把记者接到他家。今天他特地去买了两斤肉，要招待记者吃饭。吃的是肉煮蔬菜，放了辣椒和一点盐，饭是冷的，很难下咽，但他们全家吃得很香，还不停往记者碗里夹肉，自己只是喝点汤。原来村里不许砍树后，村民只能买煤烧火，煤贵，他们每天只烧一次火，煮完一天吃的饭，平常便就着辣子吃饭。问起他们家的彩电，杨亚光很得意：“我大女儿的彩礼！”他女儿在广东工厂打工结识一湖南男孩，嫁了过去，彩礼除了彩电，还有些家具。

　　问起小梅、小华今年的学费，杨亚光打开了话匣子：“学费交了，不过是借的。她们母女三个去年出去赚了200元钱，今年就没有了。”他1998年、1999年去广东打工，在湛江帮人家收了3个月甘蔗，赚了1500元。杨亚光会木工，会修小电器，也出去擦过皮鞋，家里的木房子，就是他亲手一点点盖的。

　　离开杨亚光家，记者在村子里又转了转。

　　李月双家，8口人，全家只有1.2亩地，去年盖了木房子。今年她的18岁的侄女在广东擦了三个月的皮鞋，赚了200元，买车票坐火车回到家，一分钱没剩。

　　李亚久，38岁，带着两个8岁和9岁的男孩出外乞讨，这次被送回家。她的丈夫在外擦皮鞋，至今未回。家中还有一个爷爷和最小的男孩。去年出去讨到200元，今年减了一半。家是泥糊墙的土房，全家挤睡在一张不像样的木板床上，爷爷睡在柴草堆的“阁楼”上。家里惟一的大锅是用来煮猪食的，因为猪是全家最值钱的东西，今年的开销就指它了。

　　听说记者在村里吃饭，许多家庭都拿了些吃的来，还有一瓶啤酒，拉着记者去家坐，脸上洋溢着淳朴的笑容。

　　图/梁文祥 文/朱淑萍 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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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年，我活在东南。 [ 2004-11-18 22:57:55 yunjian 修改 ]

沙发 -------------------- 屎 我是一滩屎
命比蚁便宜
你开奔驰 我挖鼻屎
This is for my day
This is for my way
This is for my soul
This is for my pain
You can see my day
You can see my way
You can see my soul
You can see my pain
Now you say
Now you wait
Now you cry
Now you hate
This is the last time in my life
This is the last time in my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