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献给那些充满极端民族请绪，喜欢在论坛上谩骂的同学

　　
酒性?理性?奴性
许博渊



    朱学勤先生最近有一篇文章，叫《百年酒性，百年理性》，视角独特，发人深省。文章说，1922年，研究军事理论的学人蒋百里曾在《申报》撰文说，中国如一个酒精中毒的病人，抢步前行，跌跌撞撞，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下，几乎失去了理性。还提到1919年5月4日火烧赵家楼事件，说事件发生后，万人诺诺，一士谔谔，只有梁漱溟一人持不同看法：必须对北大学生中的纵火犯提起公诉，然后在法庭上特赦；无公诉，不足以维持法治尊严，无特赦，不能体恤学生的爱国热情。文章接着评价道：“今天看来这是二十世纪开始时最为难得的理性，但在当时已经为民族主义情绪裹挟的知识界，没有一点回应。”



    的确，建国后半个多世纪里所发生的各种运动，大都带着酒性，以文革为最。深刻地反思中华民族的酒性，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有一点补充意见。一个人，一个民族，不可以完全没有酒性。没有酒性就没有血性。美国人没有酒性，不可能打赢独立战争；法国人没有酒性，不可能搞成大革命；中国人没有酒性，人民共和国不可能建立。青年天生就带了三分酒性，这正是他们的可爱之处。人到老年，说话行事就不免带些禅味，带点儿佛性，叫他去冲锋陷阵，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是不行了，这是年轻人的事情。



    但是，比较而言，理性更重要。最好是七分理性，三分酒性。现在，有一些人似乎是十分的酒性。他们没有九十年代那批人那样，有理论，有学识，能拿出《中国可以说不》这样的著作来，全部理论只剩了两个字：一曰“打”，二曰“杀”。他们拒绝学习，对于国际形势，力量对比、发展趋势、各种复杂关系，一概没有兴趣，从来没有见他们对此发表意见。他们没有民主精神，容不得不同意见，“唯我独左，唯我独革”，谁提出不同意见就骂谁，“汉奸”、“走狗”、“卖国贼”。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爱国无罪！”“总比崇洋媚外好呀！”



    应该承认，爱国热情可嘉，而且的确有几分可爱。但是，爱国要用脑袋，否则，与卖国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比如台湾问题。陈水扁们在那里跳梁、挑衅，目的是刺激祖国大陆采取激烈行动，以便把问题国际化、复杂化，把问题搅乱，闹大，越乱越好，越大越好，他可以乱中取利，乘势独立。中美之间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对他们来说肯定是好消息。中国因此乱起来更好，李登辉“大卸八块中国大陆”的愿望就可能实现。这不是危言耸听，中国历史上分了又合，合了又分，有多少次！而且有几个时期还远不止八块！他们还很注意“舆论战”。我怀疑他们派了人在网上捣乱，戴着“爱国主义”的假面具，煽动情绪，欺骗我们一些单纯的热血青年。



    酒性与奴性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国历史上从极左跳到极右，或从极右跳到极左的，真是不胜枚举。周作人在五四时是新文化运动的战将，可北平一陷落，他就一头扎进日本人怀里吃奶去了。这样的人，现在也会有，将来也会有。有的青年摆出杀身成仁的架势，发檄文讨伐党政部门，要自由，要民主，同时，公开呼吁美国大兵来“解放”中国人民，像“解放”伊拉克人民一样。他甚至愿意死在美国巡航导弹之下，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中国人民的“解放”。这是酒性还是奴性？极左还是极右？是爱国还是卖国？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对此提出了温和的批评，却捅了个马蜂窝，许多人连文章都没有看明白就骂开了。从中，我看到，确实有许多人酒性太重而理性太少，已经到了烂醉如泥的地步。



    半年来，我在新华网上发表了百余篇议论文字，正如我自己宣布的那样，全是我心里所想，我把观点都写在脸上了。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读者反映呈两极，喜欢的人，给以热情的鼓励；不喜欢的人视之为粪土。这我理解，有谁的言论没有不同意见？我不理解的是，有人看不透我，说似乎有两个许博渊。其实，我的观点很明确，都在脸上。



    在对外关系方面，以及台湾问题上，我主张动机与效果的统一。爱国的目的是趋利避害，使国家得到安全，得到最佳发展机会，从而壮大自己。创造一个有利于祖国安定、发展、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外部环境，应该是我们的目的。一切措施都要围绕着这个目的转，而不逞匹夫之勇。对于敌对势力的挑衅，不是丧失国格，低三下四，而要有一点血性，要斗争，要显示出大国的气派来。但斗争必须有理性指导，有理、有利、有节。说到底，当今世界还是用实力说话的世界，没有实力，一切都谈不上，实力强了，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在国内问题上，我痛心于共产党作风的破坏，特别是愈演愈烈的腐败。但是，我拥护和维护共产党的领导，用个别网民的话说是“维护权力的虔诚”。我认为，中国的许多问题，表面上看是领导的问题，制度的问题，但深层的根子在文化。历史上，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一旦掌握了政权，就压迫和剥削自己的同类。朱元璋一个穷光蛋，你看他做了皇帝后，杀人手软过吗？这就是文化在起作用。我不欣赏儒学。儒学维护官文化、帝王文化，维护固有的上下尊卑的秩序，而没有“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因而也没有民主的概念，也没有科学的精神，纵然精致，纵然有些闪光的东西，总体上并不适合现代化的社会和现代化的世界。共产党内出现的种种丑恶现象，在历史上都可以找到例子，都是腐朽文化发酵的结果。这种文化不清除，谁执政都一样。况且，到目前为止，我看不到任何一个党，任何一股势力有资格取代共产党。那些现在看起来左得可爱的人们，说老实话，我真信不过。就看他们那种不文明不礼貌、飞扬跋扈的样子，那种维护自己话语霸权的样子，就可以知道，他们一上台，情况只能更糟。更何况，共产党正在努力整治腐败，正在扩大民主，正在为适应现代化而改造自己，而且已经取得了成绩！



    最近偶尔看电视，看到对专家们讨论张艺谋电影的研讨会的反应。一个女青年说，她觉得专家们这样做很无聊。这话很刺耳。张艺谋的电影怎么样，是一个艺术问题，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专家们是认真的，他们的意见也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怎么可以用“无聊”二字概括呢？但你如果请这位女士说说，怎么个无聊法，她恐怕说不出来。她没有学习，没有知识，没有理论，只能用骂来表达心中的感受，她甚至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但问题其实很大，还让不让人说话了？这不是民主文化，而正是独裁文化的一种表现。难道我们在大力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在改革政治体制的同时，不应该大力清除这种腐朽文化吗？



    互联网更是个自由论坛。我们应该学学民主。民主是要允许人说话，要听得进不同意见，要理性地思考问题，说出自己的一番道理来，而不是谩骂。那种不愿意学习又要参与争论的人，通常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除了谩骂，他们没有别的武器。



    结论是：七分理性，三分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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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百年理性 百年酒性

1922年，《申报》创刊50年，以50年来中国为题，向社会各界征文。蒋百里撰文，说中国如一个酒精中毒的病人，抢步前行，跌跌撞撞，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下，几乎失去了理性。蒋百里以军事闻名，当不惧血与火；蒋百里又是教育家，教育家超越军人，能看出一段血与火的历史长程，最缺少的恰是理性。

1919年5月4日火烧赵家楼事件发生，万人诺诺，一士谔谔。只有梁漱溟一人持不同看法：必须对北大学生中的纵火犯提起公诉，然后在法庭上特赦；无公诉，不足以维持法治尊严，无特赦，不能体恤学生的爱国热情。今天看来这是二十世纪开始时最为难得的理性，但在当时已经为民族主义情绪裹挟的知识界，没有一点回应。

不消十年，北大之父蔡元培被北大之子殴打；沈崇事件之后，五四领袖胡适之在任何一个大学登台，总被事先安排好的口哨、尖叫打断，已不能从容演讲。西化打败中化，俄化打败西化，从五四运动分野出来的这支左翼运动呼啸直下，如入无人之境。

多年之后回首，人们才看见惊涛拍岸，只是开辟了一个“丘九”传统，“丘九”比“丘八”对中国社会的理性精神破坏更甚。

时至今日，大陆公开出版的汉语阅读物中，只有在韦君宜的《思痛录》中看到对这一传统的深刻反思。她所属的那一代人已经是五四第二代，是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登上政治舞台，席卷蒋百里之后五十年。但在晚年反思时，她终于说出了她这一类型知识分子最要紧的一句话：如果早知后来经历的一切，她就不参加了！

左手注：五四运动有两个种子，一个叫民主，一个叫科学。
百年后再看中国，这两个种子，还没发芽。

“文革”是这个民族一百年酒精中毒的恶性发作，表面上是五四精神的中断，其实是五四精神的左翼延续。时之伟人，念念不忘的是五四遗嘱——政治革命因孤立而难免失败，只有深入到社会革命才能保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也会颠覆，只有深入到文化革命才能保社会革命。恰好知识分子一个世纪孜孜以求，也有一个不打引号的文化革命。从不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到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历史执意走完一个轮回，才愿重归它的起点。

“改革”否定“文革”，并不只有经济转型的意义。所谓拨乱反正，应该是“拨”五四以降的左翼激情，“反”血与火之下的社会理性。遗憾的是，“文革”只能以“文革”的方式了结，恰如俄罗斯民俗，酗酒者只有再灌一口酒，才能促使其醒酒。这就注定与“文革”相反的新时期——“改革”，要拖着“文革”的浓荫前行，颠颠簸簸，酒意难醒。当时否定“文革”的最好理由，是痛斥“文革”武化——“打砸抢”，但是“打砸抢”却被限定在一个狭小范围，并没有上溯至历史深处，淘清五四以来的“丘九”惯性：能打能砸就是革命，能抢能分才是公平。

八十年代末。“改革”原生两翼，折一翼留一翼，诸多改革是干了再说，甚至干了也不说，改革因此而删削了左右；能深入，足令邻人羡慕，却也因此收窄了社会参与。一代人的时间里，从贫富不均到贫富悬殊，市场经济未必是“原罪”，却最可能成为“替罪”。

市场经济历来离文人远，亦为历朝皇权所不喜，到了1956年，曾经被消灭过一次，干净而彻底。民主是与市场经济一起来到人间，你不可能只要民主，却不要市场经济。文人可以找到不民主的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也可以找到不市场经济的“高度民主”即——斯大林的真专制，却难找一个没有市场经济的民主。文人当不忘1957年反右，却不能淡忘市场经济被消灭的1956。1956是1957的铺垫，在此之后，执政者才那么坦然面对普天之下的腹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二十年后，市场经济第二次出现，如此市场经济并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却是一个特殊的市场经济，它一身而两任焉：既通向旧体制，新利润滋养老权贵；又可能蜕化出新因素，反噬其母体。

中国终于再生出“看不见的手”，却还有“看得见的脚”。“脚”覆盖着“手”，既释放“手”，也扭曲“手”，“脚”与“手”一起扭。

蒋百里前后，没有一代文人不要民主，但也没有一代文人能明白有市场经济未必有民主，但没有市场经济，则肯定没有民主。

改革发生歧义，开放也免不了争议。也是一代人的时间，中国从穷国中的大国，一跃为大国中的穷国，大国心态催人扬眉吐气：仿佛地球发生新了的造山运动，水平方向的发展一跃为垂直方向的凸起。

历史有刻度：一个民族积压有被侮辱、被损害的集体记忆，有一天它突然变得富裕，哪怕是只有一部分人先富，更是它需要冷静警醒的时候。三十年代的日本少壮是这样，同一时代的德意志则说“国家社会主义”。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雄赳赳跨进租界，让白种人拉车，让黄种人坐车，让更多的中国人欢呼：打倒白色帝国主义！日本人这样做，是出于大东亚共荣圈的骄傲，而中国人那样欢呼，则暴露刺刀下的奴性，奴性不妨碍民族主义的酒性。

科索沃危机重新点燃新一代大学生的民族主义热情，那一次“爱国主义”狂欢，也许是想模仿八十年代的师长？却使人想起“丘九”，想起义和团，还想起沈崇事件。龙应台为同胞民主辩护，同时剥离绿岛上的民粹主义，却在网上被万箭穿心，口水也能淹没理性。两岸少壮首尾相啄：一边是民族主义加民粹，另一边则还是民族主义加民粹，大家都是国家至上，再加某某主义。

八十年蒋百里回首，中国是否已醒？幸亏还有国歌，起首一句颇理性：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危险的并不是战时，而是在大国复兴时：制度化低，可预期也低，什么都不会发生，什么也都会发生，惟有历史的锋刃在暗中逼近。

(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 2004-11-27 20:48:04 左手 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