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生存的必备常识

（一）
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生存需要最大的勇气和智慧，没有这两样，你很难在这样的社会里立足。这篇文章就是要告诉你生活的真相，也是本人数十年生活的经验积累，希望能帮助那些寻找生活方向的人们。这里的中国指的是大陆，因为港澳台的社会制度不一样，而且老师我也没有去过那里，所以不便发表议论。这里也只谈国内的情况。要在中国生存好，首先要了解国情。我国的国情是人治，说明白点就是某些人凭自己的主观意志决定一切，你其实什么都不能决定，比如出生在谁的家庭，是高干的家庭还是马家爵的家里，这都是偶然的，当然，你肯定不会是很优越的家庭，否则你不必学习我的文章。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要深刻理解这种国情，必须知道这里谁说了算。那谁能决定你生活的好坏呢？当然是有权的人。在学校是老师，在单位是科长、局长等，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是领导。这些人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也许你会问：“靠！不是工人阶级才是国家的主人嘛？！”这样的疑问只能在文革的时候发问了。记住，只有他们才是主人，你只是人民中的一个，但你不能用人民这样的词，因为你是个体，人民的名义只能是他们的专有名词。你绝对不能在任何有领导在场的地方发表我上述的观点，否则你会很麻烦的。
你心里必须清楚，不要在任何公开场合发表政治性的言论，这是我的第一告诫。这个国家是既得利益阶级的人才拥护的社会。你经常会在媒体上听到既得利益集团这个词，那么什么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人呢？好像从没有人解释过，其实很简单，你身边就有很多，比如你们学校的校领导和系领导，包括一些很有名气的教授啊，还有就是那些歌功颂德的政协委员啊、人大代表啊什么的，因为他们衣食无忧，只要国家这一专政机构存在一天他们就能享受一天，他们官大的点有公车，小点的也会有公款吃喝。基本上处级以上就不用和人民币打交道了，他们只需要发票。由于这样的生活很舒服，所以他们绝不愿意改变。你和他们完全不一样。那么老师呢？普通老师基本上都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但是他们也有利益，比如学校创收的钱他们也可以分一些，其实那些本应该是他们工资的一部分。其他行业像医生、律师等，基本上也是分两个层次的，上层是既得利益集团，下层是一般劳动者，当然中层和下层是可以流动的。这些人包括垄断集团，像电信、石油、水电等部门他们都不愿意改变。你要想生活稳定，就应该积极向他们靠拢，争取进入这些部门。既得利益集团是社会的蛀虫，但是他们是有智慧的集团。你没有办法反抗就只能加入他们。
关于中国的教育问题。你所受的教育中有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比如政治、历史和语文。你应该努力学习，但是绝对不要相信教科书上和老师讲的，像政治课里面学习的理论基本上就是奴化教育，叫你当顺民，叫你不要反抗不公正的社会利益分配制度，用三个字形容就是“假大空”。但是你要尊重政治老师，不然会不及格，而政治不好，你绝对成不了博士。因为研究生也要考政治，就像科举一样的性质。其实，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但是他们都这样教育你，你不必当真，假如你真的按照那里面的原则办事，你会死得很难看。历史课、历史教授、历史教育这些也是一样，几乎没有什么是真实的，反正没有人能活几千年，谁知道呢？记住，老师是靠不住的，这是我的第二个告诫。虽然你不必相信，但是你要学好，而且要别人说的时候，你也要说，证明你很依顺。入党？当然要入，尽管入了并不表明你就是他们的人，但是不入，肯定就不是他们的人！他们很清楚，你也要清楚。至于你相不相信，谁也不会到你脑子里看看的。不道德者对道德者进行道德说教这是我国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对于教授们的人品基本上不要指望，除了极少数确有良知的外，90%以上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大学是最保守落后的地方，这一点和国外恰恰相反的。

（二）
你的生存和别人的关系不大，基本上只和这个世界上六十几亿人的十几个人有密切联系，比如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你的爱人，你的真正的朋友。就这几个人才是你世界的全部。除此之外，这个世界和你关系不大。这时候你肯定会说，怎么关系不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的祖国需要我们，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色彩缤纷的美好事物怎么和我没有关系。请你想一下，当你站在巍峨的天安门前，看着那些宝马奔驰川流不息，看着那些高楼大厦矗立如云，而你口袋里没有一百元；当你看着央视的贵妇们讨论着今年法国最新时尚的时候，你却没有钱买一件新衣服；当你站在校园的操场上看着同龄人骑着漂亮的摩托或开着小车接送女友，那美丽的女孩和那漂亮的摩托车和你有事么关系呢？这些繁华和你真的不相干，只有你有能力去占有它时，他才和你发生关系。这是你的真实处境。朋友只是和你同路的人，大家志同道合的时候，或者彼此需要依靠的时候，你们可以找到心灵的依偎，一旦彼此地位不一样了，友谊就不再。爱人呢，爱情是可以信任的，虽然你未必能拥有一份真正的爱情。记住，任何人你不能绝对相信，但是你的父母一定要相信，假设你要换肝，只有他们会毫不犹豫换给你。不管他是富裕还是贫穷。这是我对你的第三个告诫。不管美国多么民主，不管埃塞俄比亚多么贫穷，不管盖茨多么有钱，他们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你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你的父母和自己，不要对别人抱有太多的幻想。
世界也许很大，我们的世界却很渺小，所以我们要关心身边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至于国家、民族这些都是虚幻的，没有一个个家庭，哪来的国家？没有一个个具体有血有肉的人，哪来的民族？不必在这些地方耗费生命，国家应该是我们的仆人，但是真实的是它是我们的主人，某些人利用他们压榨我们，你必须明白这是一种罪恶。你不要去激烈的反抗，因为这样很危险，但是你可以和我一样，用自己的方式消解这样的黑暗，比如偷懒，比如怠工，比如在富人权贵们面前唾弃他们的宝马车。比如在领导讲话的时候你就用一种很恶毒的笑面对他们。不管怎样，绝对不要让他们在心理上有任何优势，你没有什么好牛的，你只是靠你老子或者裙带关系才得到这种权力，你手中的权力是不正义的，你可以侮辱我，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你的丑陋和无耻， 为了生存，我们的确要阿谀奉承某些人，但是背后我们要不遗余力地消解他们的绝对权力。不要对一些不正义的事情发表相反的看法，这是你的长辈们都知道的真理，你可以保持沉默，你甚至可以在心里狂骂，但是不要出声。假如你有机会也可以腐败，为什么不呢？所有的人都腐败，你干吗不呢？你的腐败只会加速不合法的权力的倒台，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国民党就是这样垮掉的。这样你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三）
通过前面的学习，你对中国社会有了一个最根本的了解，这是每一个能在社会立足的人都明白的，当然，绝对不会有人写成文字告诉你，他们只会告诉你要勇于奉献，要爱党爱国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等等，为什么要这样教育你呢？主要是这个社会总是要有人牺牲的，总是需要有人奉献的。每次当你们热血沸腾去捐血的时候，你们不计较自己的鲜血奉献出去，这是很感人的一幕。但是老师我只能摇摇头露出苦笑，这些可爱的孩子啊，多么热情，多么单纯阿。你们的鲜血终会流进需要他们的人身体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你们的鲜血已经被血办的人拿去卖了。在一种崇高的虚荣面前，你们还以为自己做了好事。你们所献的血便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只是一个方面，很小的一个例子罢了，大到买彩票、考大学、考公务员、招工等等，所有的表面上的公正都是可以暗箱操作的。你几时见过带队老师亲自捐过血的？你们因为年轻，正如当年的我们，以为凭自己的努力可以进入他们的圈子，成为特权阶级的一分子，这是非常困难的。绝对的困难！但是你可以衣食无忧，假如足够努力和走运。这个社会的权力是父传子，子传孙。统治我们父亲的那辈的后代依然还统治着我们，将来还会统治我们的孩子。所以你在报纸上永远看不到某某省长的父亲是谁，他的孩子是谁？干什么的？原因很简单，你们知道了，可能会作出一些不利于稳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要稳定的原因了。当然，你一定要稳定，绝不能过激，我的本意只是要你知道而已。不是要你毁了自己。
有些腐败只能等你工作后，你通过自己的眼睛才能看得见，别人讲你是不会相信的。而我也不需要你相信，你只要接受这种现实就可以了。
这样的腔调或许深深的伤害了你感情，因为你是一个年轻的党员，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一个有革命斗志的有理想的青年。请原谅我的粗暴。也许你会觉得这个国家总会有正直的官员。或许吧，但是89年以后应该就没有了。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染缸里，最廉洁的官员也至少公款吃喝过。事实上，只要不出事，个个都清廉。
千万别相信央视的任何新闻，假如他说是极少数人云云，那你就要明白这是大多数人的意愿，假如他说全国人民都怎样，那就是领导想怎样，假如他说美国的人权很糟糕，那美国就应该是我们追求的地方，假如他说朝鲜是伟大的社会，那么我们可以预见那里是地狱，一定要有反向思维能力。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像老师我一样，不看国内电视新闻和报纸，（专业类的例外）。
至于国内的政治学教授的言论，建议最好拿来擦屁股。那些都是一些圈养的狗，没有人格只有狗格，但是不要冲撞他们，见面还是要尊称教授，但是要明白这只是对狗的礼貌，上次见到崇德老先生，我还是尊敬地问好。
对于一些丑陋的人一定不要吝啬你的鄙视和恶毒的笑，这是我对你的建议。

（四）
关于和人的交往，中国的历史或许漫长而久远，也许在文化上的确像某些学者宣称的那样博大精深，或许。但是与每一个中国人交往实在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君不见地摊上有多少书是讲处事哲学的。为什么中国人这么重视学习和人相处之道呢？其实，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人的可怕。假如每个人都很善良，完全没有必要学习什么厚黑学、老狐狸经等书籍的。一个国家的人都在讲怎么做人，你应该可以猜想得到和同胞相处的难度，中国人人性的阴暗。那怎么和周围的人怎么难相处呢？说到底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我对所谓的博大精深的文化是有所怀疑的，除了中国人骨子里都有一种崇拜权利的欲望外，还有的就是欺善怕恶的奴性以及彻底的自私自利。中国的被阉割的人历代都太多了，久而久之，人的精神也被阉割了。偌大一个中国你很少能见到人格健全的知识分子。
某种意义上，他人就是地狱。每一个同胞都可能是你最大灾难，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不惜牺牲别人的，不惜把黑的说成白的，把丑的说成美的。这一点上，我们的同胞从来就没有犹豫过！很多时候，你有出息的时候，从后面插刀子的往往就是你身边可信赖的人；你很倒霉的时候，首先讥笑的你也往往是你身边的人。人与人的冷漠是藏在每一次亲切的问候后面的，人与人的恶毒往往就在欢声笑语之中，你根本不知道谁是可以信任的，老师的建议就是谁都不要相信。请参见前文告诫二。中国人聪明，但是也是最狡诈的种群，我们国家的落后并不是因为人种太蠢而造成，原因恰恰相反，这是老师我的伟大研究成果。
你的灾难全部都是身边的人造成的，他们可能是你的同学、朋友、辅导员、车间主任、教导主任、科长、甚至是路边的小贩。这些人都有完美的面具，中国别的世界之最我不清楚，但是面具之多肯定世界第一，除了不懂事的孩子和精神病患者，成年人的世界就是一个面具的世界。每个人至少有一个面具保护自己，所谓人精还有数十个面具。你永远都不会知道面具下的人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有些外国的心理学家往往在研究中国人的时候，怀疑中国人是不是集体患有多重性格分裂。这就是他们对中国博大精深文化的不了解了。但是你，一个生活在中国的挣扎求存的人必须比专家更了解中国人这一心理，因为这里绝对没有温情，只有你比他更狡诈，才能生存。但是这样的话绝对不要说出来，在人前，你还是要强度自己是一个尊重传统道德的人，但是又是开明的愿意接受新思想新思维的人，要让人觉得你宽容，无私，没有威胁。这样你第一个面具就很成功了。
也许上进的你这时候就问，既然你说中国人这样的差，你不是中国人吗？？你干吗还在中国呆着，去洋人那里啊？我的回答是，你以为我不想啊。老师我也是中国人，但是老师我的面具是钻石级的，基本上已经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了。一般狡诈的人根本近不了我的身，唯一可以伤害我的是一个女人，但是她一年前就已经嫁出去了，现在我的心绝对不会受伤了。
不管在哪里，只要有三个中国人的地方，必定就会形成派别，小团体。另外必然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必有人产生一种先害之而后快的冲动，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本能。你的世界虽然小，但这样的事却很多。所以中国人个个身经百战，与人斗、与天斗都是其乐无穷的啊。要认识面具，就必须要向大师我学习反向思维（逆向式思维法）。一般来说，有人告诉你他多么热爱某个组织，其实就是他很想得到权利和权力背后的利益。比如一个有人说我这次竞选什么什么长的，我很想为大家服务。那么，他的潜台词就是做某某长好处很多啊，我也想碰碰运气。假如某个官员大骂某些博士去做官是不对的，那就是说明他自己不是博士。其实这个方法和老师我前文所述的对央视新闻的反向思考是一样的。

（五）
在我们的社会里生活究竟有多少痛苦是我们觉得无法忍受的，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我们的问题是怎样忍受。但是有一点，即使是我们不得不忍受，但也必须明白某些东西的本质。
在我们这个号称五千年古老文明的国度里，那么多东西看起来天经地义，那么多东西看起来道貌岸然，那么多东西俨然是绝对的真理，无数的跳梁小丑用人民的名义给自己戴上伟人的称号，无数的**者用人民的鲜血染成自己的旗帜。一切都是那么正经，那么合理。其实，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一堆屎，而且是很臭的屎！一切道德面具下掩盖的其实不过是一堆臭不可闻的屎。这是中国社会的常态。
比如，户籍制度，想当年多少人为了一个城镇户口付出金钱、身体。比如收容制度，以及劳动教养制度，一个没有宪法授权的制度居然可以推行几十年，而且还将继续下去，这是中国官僚阶级对人类极权历史的一个伟大的创举啊。比如各大行业的垄断制度问题等等，这些制度都有着无法反驳的理由，为了社会稳定啦，为了长治久安啦，为了人民的利益等等。但是，拨开了面纱，其实就是一堆屎，只不过是特权阶级的权利寻租或者压制人民的工具罢了。人民，多少罪恶借你的名义而生啊。
在这个充满了罪恶的国度里，所有的剥削我都忍受了，所有的屈辱我低头了，所有的残忍我都沉默了，但是，作为一个父亲，我对于计划生育政策极其愤怒。通过这种制度，可以看出一个政权的无能和愚蠢以及对人基本权利的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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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人享有最大的言论自由，所以本文中间部分没有办法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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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孩子们你们可以联想一下其他类似的情况。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其实是很荒谬的。说穿了，就是皇帝的新装罢了。恐怖主义再厉害始终无法抵挡时代前进的滚滚车轮，君不见那些残暴者哪个不是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谁又真正的千秋万代了？

(六)
请上网找一找中国高干子弟的名单，看看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再数一数自己兜里的那几个钱，你就会明白谁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这些人无时无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假如你只是看见了高官的职务，而看不见他们是什么人，他的老子是谁，那你就太幼稚了。你们应该从这些名单中得到一些启发。中国社会财富的延续是有规律可循的，只要认真地去研究，你就可以得出以下的几点规律：
一、财富、官位可以父传子、子传孙。老子做官，儿子和孙子都可以做官；
二、钱权可以互换，做官的孩子往往都发大财或者富有的人可以做大官；
三、当代中国唯一可以改变社会地位的只有三种途径：婚姻、钱权互换和读书。
有些事情是不能公开说出来，也不允许你在公开场合说出来，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民主和自由所决定的。尽管我不能说，但是你可以自己去理解。
不说这些了。
说一下你应该有的生活态度，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公平的事情比公平的事情多，就像廖冰兄老人前段时间说的：“我不想再画漫画了，因为现实生活比漫画更加讽刺”。在这个荒谬绝伦的社会里，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绝对的不公平。所以当你面对不公正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坚强，告诉自己这个鸟社会就是这样的了，想不让活下去，我偏要活得好好的。
面对不危及到生死存亡的压迫和侮辱要一定学会暂时忍耐。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轻言放弃，因为放弃有时候比坚持付出的代价更大。
但是老师我并不主张只是一味的忍耐和退却，应该消极防御。消极防御的方式就是找点事情给自己做，沉迷于某项活动，让爱好或者沉迷来麻醉自己痛苦的灵魂。鲁迅先生曾经花了十年时间来抄古碑也可能就是为了化解自己的郁闷吧。很多搞人文科学的学者都去搞古代史之类的一些很专业的研究，未必就真的是喜欢，只是思想太过压抑。大凡思想禁锢的时代，人们就喜欢复古，历史上乾嘉学派兴盛的时候就是文字狱最厉害的时候，前段时间有人提出要读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启示，我不敢妄自猜测。这样做，也是有好处的，至少能让自己的心灵平静，能在自我的空间里让饱受侮辱的灵魂得到片刻的休憩。这就好像是麻醉药一样，能让你暂时不再痛苦，但是麻醉药终于有一天会醒来。
另一种方式就是积极的反抗，即是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来报复对你施暴的人。尽管你没有枪，没有办法不让别人代表你，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你就一点力量没有。如果说精英特权阶级有质量优势的话，那么我们被压迫和被侮辱者有数量优势。只要策略得当，不可小觑这样海量的数量。一滴水的破坏力量很有限，但是海量的水呢，在狂风暴雨的推动下，是不是会让任何腐朽的东西战栗呢？
假如你总是被老板克扣工资，总是被迫干超出你工资本身很多的事情，你可以用诋毁公司声誉，破坏公司形象的方式报复老板的恶毒。因为就算公司倒闭你本身的损失不大，老板远比你大。
领导大鱼大肉，花公款玩乐，你却没有份，那你也可以浪费一些公家的东西，哪怕是多用一些空调、一些纸张、一些打印墨盒，甚至是多用一些水，只要能浪费的绝对不要节约。虽然你浪费的是国家的，但是海量的浪费必将影响社会财政的稳定，间接影响特权阶级的统治。
只要是受到很严重的不公平的待遇，比如被一个或者一群无德无才的领导者领导，什么累的活都是你做的，什么好处都是他们的，面对这样惨淡的局面，你首先要检讨自己为什么进不了他们的圈子，如果确定的确不是自己的错，你已经按照潜规则作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了，那么你可以用消极怠工的办法，这其实一点都不新鲜，早期的工人都是这么做的，比如破坏工具啊，破坏机器啊，能多懒惰就多懒惰，只有这样，你的心里才能平衡一点。
假如你不幸成为弱势人群，每天顶着烈日在街上游走，当你身边开过一辆一辆趾高气扬的宝马车时，你就吐一口痰到车上，当然只能在车尾座刚经过的时候吐，否则就很麻烦；走过富人安静优美的小区时就制造噪音，乱扔垃圾。只要能破坏权贵者的所谓优越的事情都可以做，这就是穷人的道德。方式方法还有很多，要自己努力思考，只要他压迫过你，你就有权反抗。你活得不开心，也不要使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人开心。永远不要象那个“惟有以死来感谢法制报”的农民那么蠢。老师我的观点是，就算是死也要咬掉敌人的一个小指头。
既然你被老板剥削，那么你应该更加懒惰才是硬道理，当然你可以对一些莫名其妙的劳动工具的损坏不负责的。你创造的越多，你被剥削得越多。记得有人说过，人生来就有反抗暴政的权利。
假如你是农民，你尽可以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破坏这种等级制度；假如你是苦命的老师，你记得教给学生一种正义的力量，使某些奴化的观点在瞬间崩溃。我们都在织专制主义的尸布。
对任何形式的宣传都不要相信，并且不遗余力的教育身边的人不要相信。这样能瓦解某种权威。不要小看这样的行动，他的力量比军队更加强大。不要告诉当权者他们是多么腐败，也不要上书企图去改进他们的统治，我们只要默默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好了。社会压抑到一定的时候，自然就会爆发。这你不需要担心。
你只要尽可能的浪费公共资源，能贪污就贪污，能腐败就腐败就好了。但是，有一个原则，不要伤及无辜。假如社会伤害了你，你有权利报复她。
既然整个社会都是冷漠、到处都是系统性的剥削，你做什么其实都是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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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我是披着羊皮的狼　还是披着狼皮的羊？　 [ 2004-12-12 01:45:27 大灰狼 修改 ]

好文章，一一的补充资料也不错，照单全收。

嘿嘿 好久不见了小样
上面的这篇论证得有点牵强我觉得 不过有些观点是不错的

什么时候双手赴京啊？：）

好文章，一一的补充资料也不错，照单全收。

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帖子

梦的衣裳-------解析墨家兼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ZT）
　　
　　我有一件梦的衣裳。
　　 ---- 琼瑶《梦的衣裳》
　　
　　1 引子
　　2 一、兼爱
　　3 二、在爱的错位中兼爱
　　4 三、尚同
　　5 四、“天志”和“明鬼”------统一思想超过政教合一
　　6 五、爱是人性的真实，不是梦的衣裳
　　7 注释
　　
　　战国时代，儒墨二家，如同双峰，显学风光无限，傲视百家，俯看诸子。但墨家如同一条大河，在离源头不远就潜入了地下，这和儒家的源远流长，差不多把中国文化就变成了儒家文化相比，多少有点让人惊讶。
　　
　　直到“五四”时期，胡适、梁启超大讲墨学，才开启了中国人对墨学尘封已久的回忆。从“五四”到现在，对墨学的研究著作可说是汗牛充栋，对墨学的研究的研究，我在坊间都看到了多种。
　　其它人我不敢说，但胡梁二位是因为看到墨学和西方思想有切合之处，才开始大力宣讲墨学，我认为这一点不存争议。
　　
　　墨学中重逻辑，重生产实践，重实用技术的一面，似乎为“五四”一代把赛先生请到中国，找到了内应。但墨学可以成为科学在中国的内应吗？墨学真的如胡梁所言那么富有西方科学精神吗？
　　
　　据说一次胡适和黄裳等人一起吃饭，席间胡适大讲墨学，黄裳就大骂胡适的父亲，胡适就生气地责问黄裳说道，骂我可以，干吗骂我父亲，黄裳才笑答道，墨家讲兼爱，骂你父亲就生气，看来也不是墨家信徒。
　　黄裳之说固然不能完全认同，但“五四”的大师，许多时候所见止于皮毛，也不能否认。
　　
　　黑格尔说过，对历史上曾产生巨大影响的人和事，评价要采取谨慎的态度，这是因为这样巨大的影响，使我们习焉不察，难以深究根源。
　　墨家在中国历史上潜入了地下，至少已经超过了两千年，但地下的河流有时比地上的河流对人的影响还大，我认为墨家就是如此。下面我就从墨学的几个关键概念入手，解析墨家，并以此透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一 兼爱
　　
　　可能一提到墨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它的“兼爱”说。所谓兼爱，就是对人要不加区别地爱，爱没有差等。在爱有无差等这一点上，儒家和墨家争议最大。
　　儒家讲“仁”，这是以血缘、宗族和等级为基础的，只有在爱有差等的前提下，才谈得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在爱无差等的情况下，父母和其它人没有区别，那就是“无君无父”，简直和禽兽没有区别。
　　
　　那么，墨家是如何回应儒家这一责难的呢？墨家认为，儒家宣扬的礼教宗法，是十分荒唐的，为什么杀了一个人犯死罪，而在战争中杀了成千上万的人却受到奖赏？为什么窃带者是贼，窃国者反而是诸侯？为什么统治权要一个家族世代传下去，而不管其后代子孙是如何愚昧凶残？为什么一个人死了，他的子孙得在两三年内做到或装成“哀毁骨立”的样子，叫做守丧？墨子还认为，天下之大害，莫过于大国侵略小国，大家族欺凌小家族，强者智者压迫弱者愚者，这些都是因为彼此不相爱才造成人们的冲突，只要人人把全人类看成与自己一体，爱无差等才能克服忌妒和猜疑，所以，兼爱才能克服人与人的冲突。
　　
　　但有人有指出，“兼爱”虽好，但这是空想，根本就不能实行，墨子是这样作出回应的，天下最苦的事，又有什么超得过赴汤蹈火呢？然而赏罚和毁誉竟能使人甘之如饴。兼爱至少不是赴汤蹈火的苦事，“爱人者人恒爱之”，所得的报酬真是“一本万利”，如果统治者拿奖励战死的精神奖励兼爱，社会的舆论也鼓励兼家，人民又怎会不“风行草偃”地趋向兼爱呢？所以提倡兼爱和兼爱是天下之大利。
　　
　　二 在爱的错位中“兼爱”
　　
　　古希腊把哲学称作“爱智慧”，我在这里不想在词源学上作过多的考证，只是古希腊人强调“逻各斯”(logos，古希腊人认为这是智慧最重要的要素)，也强调“埃罗斯”(eros，可近似看作具有神性之爱)，因此我认为“爱智慧”的哲学不如说是“爱与智慧”。
　　哲学之父泰勒斯展望苍穹，而看不到地面上的坑洞，这一著名传说实际上蕴藏着古希腊人对“智慧”的理解，认为智慧是超越现实的。同样，我们可以在柏拉图的“理念”景观中，可以看到“埃罗斯”的爱同样是超越现实的。
　　
　　人性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维度就是对爱的理解，因为在爱中领悟到的神圣、崇高和自由，是人超越自我的重要凭借。
　　我想到“梁祝化蝶”的故事，这个故事能代代相传，是这个故事真实吗？现实吗？不是，在礼法对“男女大防”管束很严的中国，这个故事能代代相传，是人们对如蝶般美丽的爱，对超越现实的自由，对走向神圣和崇高的人性，有不可灭杀的追求。
　　
　　这个故事荒谬吗？是的，荒谬，但正因为其荒谬，所以它才真实，“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这不仅仅是宗教的真理，更是爱的真理。
　　有论者说中国人对爱的理解是肤浅的，重要的证据是中国缺乏优秀的爱情诗篇。是的，但这只是表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如果在《诗经》中我们还能看到纯朴真诚，健康生动的爱情诗作，那么在后来漫长的两千多年，这样的诗作就几乎成了绝响，我们再难以看到因为荒谬而真实，能够渗透灵魂的爱情诗篇。
　　
　　我以为，正是在战国时代儒墨两家成为显学，用实用理性为爱定位后造成的结果。儒家说“仁”，“仁者，爱人也。”但这种“爱人”，是把爱宗法化，伦理化和社会化后的结果，爱情成为贞节牌坊是儒学对爱的必然演绎。
　　
　　实际上，墨家对“爱”理解，和儒家一样，都是用实用理性为爱定位，只是墨家把“爱”更加社会化。如果说儒家的“仁”还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爱的个体属性，那么墨家的“兼爱”则认为爱是不具有个体属性的。后世评墨家不近情理，原因就在于它把爱完全归结于社会属性和集体属性。
　　
　　“仁”与“兼爱”带给中国的是一个无爱的至少是缺乏爱的世界，因为这两家都把“爱”的终结目的归结于此岸的现实利益。而爱是人类最大的自由，爱是“荒谬”的，但正因为其“荒谬”，爱才真实地存在。
　　
　　可能有人会问，基督教也要求人们“爱人如己”，在很大程度上基督教也在提倡“爱无差等”，那么墨家和基督教的差别何在呢？这个问题我放在后面来探讨。现在我想说，墨家提倡的“兼爱”，并非着眼于爱的弘扬，而是一种平等诉求的表达方式而已。墨家的“尚同”，就是他们的平等诉求。
　　“兼爱”是旗帜，“尚同”才是实质。
　　
　　三 尚同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我们后来称为“法家”的一些人，安在儒墨两家身上的罪名。所谓法家者流，只不过是一些异时异地，各不相谋的人物，只不过他们的权谋术数大同小异，被统称为“法家”而已；儒家，虽然有时聚集在某大师的周围，但总的说来，是一个相当松散的团体，没有严密的组织。在战国，只有墨家，才是一个永久性的，组织相当严密的团体。
　　
　　张荫麟先生说墨家，“它们的团体，像近世江湖的结帮一样，是‘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的。这团体的领袖叫做‘巨子’ ，是终身制，第一任巨子墨翟是大家拥护的，以后的巨子却大概是由前任指定。”
　　
　　墨家团体内部规矩很严，有些什么规矩现已不可考，但可以确定的是，规矩由巨子执行，整个团体的意志统一在巨子之下，墨子能使任何弟子“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规矩之严，权力之集中，可见一斑。
　　
　　这可不是一个兼爱的团体，与他提倡的“兼爱”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侠的行会”，是一个铁血团体。
　　墨家对当时社会下层的人们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并不是因为它想让“这个世界充满爱”，不是因为它想要“温暖人间”，而是因为它表达了也在实践着社会下层的人们的平等诉求。
　　
　　墨家强调要“尚贤”，“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上》)怎么才是尚贤呢？“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也就是说，要让“贤者”，有职有权，还要有高收入和高地位。
　　最重要的是，“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故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我以为，墨子的“尚贤”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差不多得到了实现。每一次改朝换代，哪一次不是说“天下者有德的贤者居之”？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而西方人说三代才能培养一个贵族。后来的科举制更是为阶层间的流动提供了很好的途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但是，改朝换代经常发生，但却没有社会进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却没有了飘逸洒脱的风骨；读书的士子，如同拿刀的兵士，科场文章搏取功名的同时，阉割了自己的思想，也使学术在中国没有了尊严。这些我不敢说完全是墨子的影响，但把“尚贤”和名利挂钩，至少墨子是滥觞的开端。
　　
　　墨子从他木匠业主的世界观出发，来对待“贤”的判断，在他看来，“贤”就是能够带来可见利益的人或事。他提出的“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等观点，无不与他对“贤”的价值判断相关。
　　但是纵观人类的历史，任何精良的文化、带来自我超越的思想、带来人性提升的社会进步，在出现的开端我们很难看到其实际利益。而这些，在墨家那里，都很可能被墨家判为“不贤”，那么，“贤”的标准何在呢？
　　
　　墨子是个木匠大师，他制造的“飞鸢”可在天上盘桓三昼夜而不下地，滞空性能超过了现在的波音飞机。虽然墨子说这还不如造一个车轮好，不过这应该属于“贤”。但如果一个木匠能制造音色优美的乐器，在“非乐”的墨子那里，很可能就是“不贤”。
　　
　　我倒是认为，“贤”与“不贤”，其实对墨家来说，并非关键性的问题，重要的是“尚贤”是平等诉求的旗帜，是打击等级制的号角。
　　平等诉求和消灭僵化的等级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不能用“尚贤”为幌子，更不能把“贤”和利益挂钩。
　　
　　当“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成为最高指示，当中国人普遍认为农民在田里种地比教授在课堂上讲“马尾巴的功能”要有价值得多时，我分明看到了墨翟已在中国徘徊了两千多年的幽灵。
　　
　　墨家无论从道德出发，还是从现实利益出发，都没有对“贤”的标准进行深入地探讨，也许他们本来就对这个不感兴趣。但墨子也知道，贤的标准有很多，说制造飞鸢就是“贤”，说制造乐器就是“不贤”，肯定不会人人认同，而且很可能不能服众。于是就有了“尚同”。
　　
　　所谓“尚同”，就是大家都服从一个最大的“贤者”，因为没有这样的“贤者”，人人意见不一致，就会互相争斗，互相损害，就会“天下之乱，若禽兽然。”于是要“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正长，是故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
　　
　　最大的“贤者”就是天子，然后再把“天下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士”立为“三公”，和天子一道把天下的“是非”标准统一起来，这叫“同天下之义”，具体说来，就是“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
　　
　　不但如此，墨子还认为，“贤者”之所是的是兼爱，“贤者”之所非的就是不兼爱。兼爱就是与上同，这就是“尚同”。
　　
　　我以为，与后来的平等诉求，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及“等贵贱、均贫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之类相比，无疑墨子经过严肃的思考，不以煽情欺骗为目的。然而墨家学说证明了一条历史上屡试不爽的法则：以平等为社会首要价值追求，无不造成最不平等的社会。
　　
　　诚然，墨家门徒甚至包括墨翟在内，都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他们的居室，茅茨不剪，木椽不斫；他们用土簋土碗，食藜藿的羮和极粗的高粱饭；他们的衣服，结束得同囚犯一样，总而言之，他们在仅能维持生存的低生活水平下，维持着内部绝大多数成员的平等。但这种平等，只是物质生活方面的，就算墨子和后来的历任巨子都和大家一样，在政治权力上，却是严重的不平等。巨子，可能还包括一些高层成员，可以凭借意志对内部成员拥有生杀之权。
　　
　　当然，这种绝对权力，对于内部绝大多数成员，保障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平等，是完全需要的。这一点容易理解，如果没有严格的门规，有发财能力的成员，立即就会制造物质生活方面的不平等。但我想任何一个热爱自由的人，都不会喜欢这样的组织的。
　　
　　我曾看过一个写陈毅在井冈山的故事，一天，一位红军高官要陈毅到他屋里去，一道“吃补药”，没想被一位战士听到了，这位战士就回去给大家说，首长有“补药“吃，还说什么官兵平等呀？大家将信将疑，就去看过究竟，结果发现，首长吃的只不过是一串红辣椒罢了。这个故事最后说，战士们都十分感动。
　　
　　这个故事的真伪，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故事？也许我们中国人对一个组织，甚至一个社会进行价值判断时，认为可见的实际利益上的平等，远远高于其它一切，个人权利和尊严的保障，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当然，在权力上的严重不平等，最后必定会演变成物质生活水平上的严重不平等，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这种“尚同”的社会里，不可能有兼爱的。墨家内部具体情况虽已不可考，但权力垄断集中的社会，内部勾心斗角会多多，却是普遍规律。金庸小说中洪七公的丐帮，就一直有污衣派和净衣派差不多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社会下层的人组成的组织，如果以平等为首要追求，斗起自己人来比敌人还狠，已经在中国历史上多次重演，我就不想举例了。
　　
　　墨子死后不久，墨家就一分为三，这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在为他们理论中的“兼爱”和“尚同”无法兼容，作了活生生的注释。
　　
　　四 “天志”和“明鬼”------统一思想超过政教合一
　　
　　墨学让人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它的每一个观点，几乎都从现实利益出发，并把现实利益的考虑，作为说服别人最有力的凭借。然而，墨学却被人认为脱离现实，几乎是空想。差不多每句话都在谈现实，却被人认为脱离现实，这的确有点相映成趣。
　　
　　不过，在鬼神问题上，墨学却出乎意料地热衷。对照儒学的“敬鬼神而远之”，“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墨学明确提出“天志”和“明鬼”。
　　
　　所谓“天志”，就是“上帝”的意志，墨子明确肯定是有“上帝”存在的，“天志”的内容就是“兼爱”。这看起来似乎和基督教还很有点相似。
　　然而，是否“兼爱”，判断的标准是“尚同”，因此，“天志”实际上就是墨家巨子的意志。“顺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则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这就是说，民富国强取决于是否服从墨家巨子。
　　
　　所谓“明鬼”，墨子指出当时社会混乱的情况，是因为“则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这就是说，相信鬼神是因为其能对人带来现实好处。
　　这样一来，彼岸就成了此岸，超验就成了经验，宗教就成了迷信。
　　
　　中国是一个缺乏宗教精神的国家，任何宗教在中国都会失去宗教性，不变成迷信，就会变成帮会组织。佛教成了烧香拜佛，基督教更成了鲁迅说的“吃教”。
　　没有因对神圣的敬畏而谨慎，却从来都因利益的得失而胆怯。如果说这种国民性从何而来，我要说，它来源已久，早在战国时代，就由墨子作了系统的建构。
　　
　　以“天志”把社会的意志归于一个人的意志，以“明鬼”消灭人的宗教之维。这样，在统一思想方面，墨家超过了“政教合一”的宗派组织。“政教合一”的组织，一般来说，还不敢把其领袖称之为正义和爱的源泉；无论怎样解释经典，一般来说，还不敢篡改经典。但是，对于墨子之于墨家，就是正义和爱的源泉和根椐，口含天宪根本就不需要引经据典。
　　
　　40年代，国民党把蒋介石奉为“道统”传人，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鼓吹对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信仰到迷信的程度”，对领袖忠心不二。据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记载，在１９５８年３月的成都会议上，柯庆施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这样的话，就是在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在斯大林的苏联，都是不可能出现的。正义的标准在彼岸，爱的源泉和根椐浸透了超验的神圣之光，没有人是上帝。这样的观念在他们的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就是枭雄也不敢触动。
　　
　　中国很容易出独夫，就算是兵痞和农民，只要占据了类似于墨家“巨子”的位置，都很容易地以光芒万丈的上帝姿态出现。他们的片言寸语，就是唠叨家常的话，都会成为伟大的理论、了不起的思想、不可动摇的主义。对中国人的影响，不亚于西方人的圣经。
　　
　　就是反对这些理论、思想和主义的中国人，实际上也没有挣脱“巨子”们符咒式的片言寸语。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识一个熟人，一提到“红太阳”就气不打一处出，随之而论的就是一通高论。我就对他说，你说得太对了，但毫无意义，他就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我说，扫帚不到，灰尘照旧不会自己跑掉。我不由得哑然失笑。
　　
　　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巨子”们的话，就和墨翟的话一样，渗透了功利标准，而且无不认为自己正义在握，至少也有正义在握的气势。无论这些话说得是慷慨激昂还是和风细雨，无论说这些话的时候是骑在马上还是走着猫步，都一样。
　　
　　这些话在西方人看来可能是扯谈，但对中国人来说，往往就是不可抗拒的真理。在中国，儒家认为人人都可为尧舜，墨家认为人人都可为大禹，实际上就是人人都可当上帝。这不是一个人的世界，而是一个伪神的世界。
　　
　　伪神们的是非善恶标准，最后必然是此岸的功利标准，正义不会有神圣的庄严，爱不会有有祈祷的神秘，这是伪神们必然的逻辑演绎。
　　在这样的逻辑下，大伪神如“巨子”，小伪神如“草民”，无论说什么，思想都是统一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草民”找不到语言来反抗巨子了。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君在尧舜上，是“草民”的愿望，风俗淳是“巨子”的愿望，两种愿望源于同一思想：没有“罪感”。
　　
　　五 爱是人性的真实，不是梦的衣裳
　　
　　我们先来看今天我们认为墨家最可圈可点的两点，一是“墨辨”，二是“墨守”，前者被现在的许多人认为墨家有科学精神，后者则被当作和平主义的表现。
　　
　　对于墨辩的核心思想，即所谓“三表”，胡适在他为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中译本名《先秦名学史》)，有很精当的解释。
　　我在这里不想纠缠于学理，只要看了这篇博士论文的人都明白，“三表”的当代表述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并不是现在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源于马克思主义。如果要寻根究底的话，我认为源于胡适，胡适又是从墨学那里拿来的。
　　
　　可胡适这篇论文，却被推迟了十年才授予博士学位，对这件事现在还有种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杜威等西方大学者并不了解中国哲学，所以才导致了这篇论文不能一下通过。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恰恰是胡适对西方哲学存在着误读，才是这篇论文不能一下通过的原因。
　　
　　我认为，胡适在这篇想要打通中西哲学思想的论文中，并没有很好地认识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墨翟的实用主义间的巨大差别。
　　西方的科学，其逻辑方法源于经院哲学，这和墨家和别墨的粗陋逻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西方的科学，内在的超验性比外在表现出来的经验性更为重要。
　　
　　胡适也许不知道，但我认为就算他知道，也不会有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长大的人那么感受真切。胡适的这篇论文，一直被西方人认为“平常”，但在中国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我以为，这与其说是思想上的，不如说是使中国人有了自信，让中国人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科学精神的基因。我以为，中国人至今不能改变的对科学精神的误读，“五四”一代思想引入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责任最大者，就是胡适。这个问题在这里仔细分析，与主题无关，就不往下谈，只是墨学和科学，形似而质异，甚至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在这一点上，真应该正本清源。
　　
　　至于“非攻”，并不是非战，墨家乐于参加防守的战斗。比如在公元前445年，墨子听说楚国要攻打宋国，马上就派禽滑厘等弟子去帮助宋国守城，另外一方面又到楚国去劝楚惠王不要进攻宋国，并和帮楚国造攻城云梯的公输班演练了一番假想攻防战，最终使楚国放弃了进攻宋国的打算。
　　
　　但这样漂亮的事墨家干得并不多，绝大多数时候，只不过充当兼并战争中的雇佣军角色，“非攻”只不过是利害权衡的手段而已，他们并不是什么和平主义者。
　　在公元前381年，墨家作为一个门派，差不多走到了尽头。这一年，楚肃王清理楚国贵族，墨家末代巨子孟胜帮助楚国贵族阳城君守邑，邑破，墨门几乎被尽屠。
　　
　　作为一个实体，墨家在中国历史上从此不复存在，但墨家精神却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一个梦。
　　这个梦，就是平等诉求能得到实现的梦，这个梦有一件漂亮的衣裳，叫“兼爱”。可是梦的衣裳和梦一样，激励着人又捉弄着人，还不时把梦转化为梦魇，梦的衣裳是最好的武器，用来杀人。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墨家重视经验，重视利益，宗教在这里成了迷信，成了符咒；逻辑在这里成了现实土地拉车的牛，而逻辑更好的用途本来是为想象力插上翅膀用的；墨家巨子成了上帝，成了至高无上的道德法官，更使中国人在墨家编织的梦中不能意识到罪感。
　　
　　人只有时刻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才会寻找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即所谓“向死而生”。同样，懂得在尘世上没有上帝，而且时刻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不可去除的罪恶，一个人才会有爱。只有罪感，才能使我们渴求超验的神圣之光，把爱当成生命之盐，这才是真实的人性。爱是人性的真实，不是梦的衣裳。
　　
　　
　　注释
　　
　　本文写成，参阅了张荫麟《中国史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及《中国哲学史新编》、胡适《先秦名学史》。

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生存需要最大的勇气和智慧..

我们需要的智慧
是看清楚别人还是自己？

“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变异——评摩罗 （ZT2）
作者：燃烧的海水 于天涯关天

　　“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变异
　　 ——评摩罗
　　一、能绝望的是高贵的
　　几年前摩罗以一册《耻辱者手记》为荒芜沉寂的文化界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摩罗之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恐怕主要是由于他批判的激情与青春的血性，他锐利的锋芒。北大名教授钱理群先生欣然为摩罗的第一本书作序文《“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称摩罗继承了由鲁迅先生开创而中断已久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战士的传统。
　　很多人一直以鲁迅为中国20世纪道德文章的楷模，认为回归鲁迅，可以找到前进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然而人们多关注的是鲁迅作为一个批判者的勇气与骨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钱理群先生称摩罗是对鲁迅谱系的“自觉承续”。
　　然而人们忽略了鲁迅作为一个存在之意义的追问者和绝望者的重要性。我个人认为这份绝望是鲁迅所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
　　就像鲁迅被简单化一样，摩罗在批判之外所表现出来的对人作为一种存在物的苦难处境的追问，对个体生命面对无限宇宙之荒寒而无所慰藉的痛苦，却很少有人关注也很少有人提及。然而这正是摩罗作为一个思想者可贵的地方。连钱理群先生对摩罗的评价也是侧重于摩罗的批判性的战士品格而对于摩罗在存在意义上的绝望只是一笔带过。
　　人往往是由对现实的失望而走向对人的存在本身的绝望的。鲁迅亦然，我试着把鲁迅的一生总结为：“绝望、反抗绝望、坚持绝望。”也就是说其实鲁迅作为一个在中国传统价值和传统社会全面崩盘时代的先知和呐喊者，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当时不公义、不人道的中国社会现实不满，以及对中国所面临的危机的忧患而走向绝望，并由此绝望走向对绝望的反抗，力图找出一条再造文明的道路。然而他这一项求索又以绝望而告终。鲁迅最后发现绝望无法反抗。所以鲁迅走向了彻底的绝望——对人作为一种存在物的绝望，并坚持在绝望的高度上不下来。这是我在对最集中代表了鲁迅哲学思想的《野草》的阅读中产生的想法。朱学勤先生说，鲁迅在没有信仰资源支撑的情况下坚持在这样的一个高度上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个“高度”应是指绝望的高度。
　　鲁迅说：“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他说：“只得由我来肉博这黑暗中的空虚了。”①。起初在五四时代鲁迅认为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文化的革新，也许可以为中国找出一条新的出路，这时对未来的理想乃是他的希望所系，然而后来希望一次次地破灭，他改造中国衰老文明的努力一次次地归于失败，这些使他产生了一种生命幻灭的绝望感。
　　鲁迅是由反抗一切奴役人的制度和文化开始他的抗争、追求生命的自由与解放的，这样鲁迅最后所抵达的绝望也是对一切奴役人的思想制度的彻底否定，鲁迅的绝望是对一切异化人的生命的事物的否定。生命在本能上寻找超越于一切现实可见的权力、金钱、欲望的满足之上的寄托，生命不愿成为这一切的奴隶，生命本身要作主人。因为意识到一切可见之物不足以成为生命的终极寄托而走向绝望，这样的生命是高贵的，所以说“能绝望的是高贵的”。
　　虽然说鲁迅没有找到生命在回归其本身后的价值所系，但是鲁迅反对退回到中国传统以君王、权力、金钱奴役生命的文化理想中去。因此鲁迅的绝望首先是对权力对生命的异化的反抗。是对个体生命主权的持守。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绝望有了追求人的解放与反对异化的意义。
　　我们可以发现西方以对理性的自信和个人自由的要求所建立起来的现代化理想，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面临全面危机。这种危机在思想领域集中表现为存在主义等对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主义的盲目乐观及消费主义物质至上的反抗。而存在主义的最集中表现即是绝望——人生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是令人作呕的。
　　因此正是在绝望的意义上，是鲁迅使中国的现代化有了超越于物质财富的成就之上要面对的目标，正是在绝望的意义上使我们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免于陷于肤浅和走向堕落的消费主义。人作为一种存在物，他活着有什么意义？“答我。否则，离开！……”②这是鲁迅对中国现代化也是对我们最有力的挑战。而正是在绝望的意义上鲁迅与西方的后现代存在主义思想遥相呼应。这样面对“人作为一种存在物他的生存是没有意义的”这一挑战，使中国的现代化有了一个世界性的高度。
　　穿越历史的时空，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进程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错位现象——双方由不同的背景出发，但是要面对类似的问题。抵达绝望即是这种错位中的一种——鲁迅是由对中国传统专制社会对人的异化的反抗而走向绝望的，而西方存在主义者是由对启蒙以降西方现代化的物质至上消费主义对人的异化的反抗走向绝望的。
　　目前中国人是一切向钱看。向钱看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仅仅向钱看，怕是有危机的。难道除了物质的满足，我们的现代化没有更高一点的目标了吗？难道金钱可以解决一切吗？在这样的时刻我更加地怀念鲁迅，怀念他的绝望，这份“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的绝望可为国人虚火过热的灵魂泼一盆降温的冷水。所以这份绝望是珍贵的。
　　
　　二、摩罗的绝望是比鲁迅更加彻底的绝望
　　然而鲁迅在绝望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分裂的。虽然曾经达到了彻底的绝望，但是他似乎总有一种中国传统文人的使命感，这份使命感表现为现代启蒙主义的改造社会的理想，因此鲁迅一方面绝望一方面还是很积极地投入现实的批判、社会的变革中。这种绝望中的坚持尤其痛苦和决绝。这种分裂现象在中国当代的文化人身上依然在延续。很典型的是女作家筱敏。几年前筱敏的散文就对人的存在的绝望达到了一个彻底的追问，并因而陷入极重的虚无幻灭与焦虑中，然而这两年筱敏的写作突然转向，开始了对法国大革命启蒙思想的探索，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我们既然无法回答人的存在有什么意义，我们又有什么权力以民主、自由的理想来启人之蒙呢？我们既然不知道人活着有什么意义，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投身于社会的改造呢？其实这本身不是鲁迅或筱敏的错，这是启蒙理想本身的困境，就是它无法回答人作为一种存在物的终极价值，无法回答人的永恒性追问。而对永恒性的盼望是人的生命中最深的饥渴。
　　鲁迅在绝望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的分裂另一方面体现在，他自己感觉到了生命存在的虚无，但是他不敢以这种虚无示人。所以许广平说：“虽则先生自己所感觉是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予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自己也仍以悲观做不悲观，以无可为为可为，向前的走去。”③自己既然感知到了虚无与绝望，又没有勇气把这种黑暗告诉人，那么这种虚无与绝望在逻辑上就是不彻底的。
　　我完全赞同关于摩罗继承了鲁迅的“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观点，但是摩罗的继承不仅表现在批判上，更表现在对绝望人生的追问上。
　　鲁迅说：“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吞没，那世界完全属于我自己。”④
　　摩罗说：“我犹如大梦初醒。我扭着自己的头发，睁着恐惧的眼睛自责地问：我为什么曾经这样生活过？我为什么依然这样生活着？我还要这样生活下去吗？”⑤
　　鲁迅说：“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⑥而摩罗感觉到了在无限荒寒的宇宙中人作为一种生命的可怜。
　　同样是言说绝望，摩罗的言说也许没有鲁迅那么经典，然而在对绝望这个问题的态度上摩罗比鲁迅更为彻底，这体现在：
　　1、摩罗坚持面对绝望本身，不寻找绝望之外的替代品来消解绝望。鲁迅对变革社会的投入或筱敏对启蒙理想的求索，有一种因为绝望而聊以启蒙的嫌疑，也就是说他们以社会理想掩盖了生命本身虚无的困境。
　　摩罗1990年在评论毕巧林的文章中写道：“他终于感悟到幸福的障碍远不止是极权政治，仅仅把希望寄托在政治变革和社会改良上未免浅薄，仅仅依靠自由平等的信条不可能重建土崩瓦解的内心秩序。”“解除这样的痛苦和迷惘，需要从自由平等之外去寻找更根本更有涵盖性的价值目标”。这一篇文章所达到的高度真是令人赞叹，它在80年代刚刚结束的时候就发出了这样先知性的宣告真是令人赞叹。这样摩罗就很自觉地实现了对政治的超越，转向对绝望的坚守，他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于是，高贵的精英分子，那些本来应该成为先知成为导师的人们，就不是表现为比别人有更多的信念与理想，而是表现为比别人有更多的迷惘和绝望。”⑦
　　2、在绝望的彻底性上，摩罗还体现在他从来不讳言绝望，他反而一口咬住绝望这个问题不放，他的内心的绝望与他所言所写是一致的。他从不像鲁迅为了所爱者，为了青年而掩盖自己内心的绝望并着意突显战士的姿势，给予他们一种“希望”的虚妄暗示。鲁迅的痛苦有一部分来自于这种分裂。我们甚至有理由猜想，要是鲁迅坚持了彻底的绝望，要是他坚持了“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没有从这里后退一步：“我终于不能证实：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⑧那么鲁迅的思想也许不会在他身后30年被利用成为人整人、人斗人的哲学基础。那些红卫兵小将们正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的。感知到了真实的绝望并毫无顾忌地说出了黑暗的真实，这是摩罗在绝望上比鲁迅更为彻底的地方。
　　因此说摩罗继承了鲁迅所开创的精神界战士的传统，不仅是说他继承了批判的传统，更是指他继承了绝望—怀疑的传统，并且在绝望这一个向度上达到了更绝对的程度。这一点作为时代先知的诗人有一样的表现，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先后自杀的诗人海子、戈麦等都可以归入这一行列。海子说：“啊！我们属于一场秋天、秋天/只有走向一场严冬才能康复”⑨，即是对走向彻底绝望的宣言。
　　如此，我们在检点中国20世纪的精神史时，发现历尽磨难，中国人在世纪的末梢终于有了一点对五四先辈的超越，有了一点可以聊以自慰的东西——我们比他们更绝望！
　　
　　三、绝望守候在个人内在超越之路的终点
　　作为20世纪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里程碑，五四运动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它强调了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器物与制度层面的变革。然而“五四”的一个重要遗产——“个性解放”——却越来越被忽视。
　　我们知道，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起点就是独立自主的个人。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 基本预设就是：获得了充分自由的独立的个人可以取得个体福利的最大化，进而在客观上促进社会总体福利的最大化。也就是说独立自主的个人是社会进步的起点和基石。社会的最大幸福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体的幸福构成。社会的幸福是为了该社会中具体的个人的幸福。因此，自然就没有理由为了所谓社会总体的幸福而强行剥夺社会中个体的幸福。
　　然而，由于在“五四”之后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面临丧失民族独立的危机，“救亡”成了压倒一切的主题。这时为了应对危机，国家对社会的各种资源进行了空前的动员，在这样的时刻个人自由在国人看来就显得十分次要了。所以“五四”以后，很多知识分子纷纷走向国家主义，从孙中山开始，就不断有人鼓吹：“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便要大家牺牲自由”，“吾求总体之自由者也，非求个人之自由者也”等等。
　　在危机时代，国家的权力扩张，个人的自由受到限制是情有可原的。然而，中国这块土地上历来盛行国家主义和总体主义，个人主义一直受到漠视和压抑，五四时代“个人主义”好不容易有了小萌芽，又被20世纪上半叶的一场场危机摧毁殆尽。
　　在这样风雨晦暗的时代里，只有鲁迅像深夜中的猫头鹰，目光如炬，看守着个人价值。鲁迅在殚精竭虑地寻找创建中国“近世文明”的道路，即为中国在20世纪的变革提供新的理想与价值时提出来：“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鲁迅的目光沿着西方现代化的潮流梳理而下，然后他发言了。他明确提出，不论是“以富有为文明”，以科技为文明，还是以代议制议会民主为文明，都是片面的，只抓住了“现象之末”，而放弃了“本原”。他因此提出“根柢在人”。钱理群先生评论道，在鲁迅看来：“人的彻底解放，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也是最后的归宿。”由于鲁迅坚持个人的独立与自由高于国家的独立富强和民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钱理群先生评论说，这样：“他（鲁迅）就与当时（20世纪初）所盛行的，以后（一个世纪发展中）又不断强化的现代化目标与道路，明确地划清了界限。”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在2000年访问中国时发表了一篇演讲，他在演讲中深切怀念了中国的“五四”一代先贤，认为他们反对国家主义所做的杰出努力是有长久意义的。而我们看到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中总让人感觉到有很大的缺憾，此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日本的现代化中个人性始终没有确立起来，因此日本的现代化只有经济与制度层面的外壳，而缺少“人”的实质。
　　这样，鲁迅对个人价值的坚守便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的代表。鲁迅在完成对剥夺个人的独立与自由的外在因素的批判后，开始走向寻求个人的内在超越之路。但是鲁迅的困境是，当个人意识真正觉醒后，当个人实现了对真实自我的回归后，却又面临一个新的困境，就是个人要面对存在的虚无，面对个人灵魂的无所寄托。
　　同样是个人主义， 欧洲大陆的个人主义与英美的个人主义是有很大差别的。欧洲大陆由于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撼动了信仰的根基，特别是唯理性主义否定了上帝的存在。欧洲启蒙时代由于面对着中世纪政教合一的专制之苦，认为只要争取到了人的独立与自由，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他们认为人的理性可以理解万物，人的理性可以成为万物的尺度，人的理性甚至可以设计出一种社会发展的理想模式来，通过理性的乌托邦设计，消除地上的苦难与罪恶。后来的历史证明启蒙主义者盲目乐观了。
　　然而，夹在文艺复兴与启蒙时代中间，有一个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改教运动——对正统圣经精神的回归，这一运动在英美结出了正果，因此，英美在信仰的层面有对上帝的敬虔，在现实层面由于有出自基督教的对个人罪性与有限性的警惕，发展出了三权分立制度。又由于对个人有限性的认识，在哲学的层面发展出了经验主义。这些都是英美近代以来发展优于欧洲大陆，也比欧洲大陆稳定的原因。
　　而鲁迅的个人主义精神资源来自于欧陆传统的尼采。尼采说“上帝死了！”是继承理性主义否定了上帝；尼采又否定了理性主义对人性光明的自信而走向绝对张扬个人的意志——权力意志，个人有绝对的价值。鲁迅对尼采的继承最明显地体现在他的《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对个人价值的彻底看守的精神资源就是来自于尼采，而鲁迅在看守的末了得到的却是绝望。
　　难道远方除了遥远之外真的是一无所有了吗？
　　摩罗不仅继承“精神界战士”鲁迅对剥夺人的独立与自由的外在因素进行了批判，而摩罗在鲁迅止于对个人的绝望的地方更进一 步，对成为个人之后的个人进行了批判，摩罗由此看出了人的有限性和人的罪性。
　　在《因幸福而哭泣》中摩罗说：“人是一种希望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永远主宰不了自己命运的动物。他不但是历史的奴隶、社会潮流的奴隶，也是自己的奴隶。人主宰自己命运的愿望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不真实的，或者说是自以为真实，实际上并不真实。历史上许多了不起的人物，为人类生存做出了各种各样充满光辉的解释，设定了各种各样引人入胜的生活意义，这表明了人性深处对于是生命之虚无与虚妄的恐惧。”⑩ 在这里摩罗还是死咬住“生命之虚妄与虚无”不放，意在表明人虽通过启蒙的民主追求可以不成为历史的奴隶和社会潮流的奴隶，但是存在之虚无的挑战可以使人成为人本身的奴隶。这是人成为独立自由的个人后所要面对的难题，也是现代启蒙主义与人文主义所无法解决的难题。摩罗深刻地提出：“人是自己的奴隶”，这与基督教神学中的罪性观非常接近，从基督教的观点看，人本身的生命有一种趋向于罪恶的本性，虽然人有良知，这个良知有向善的追求，但是由于自我的分裂，心虽向善却无法施行出来。因此人心中向善的法则与向恶的法则相交战，人无法使自己一味向善。所以“人是自己的奴隶”。
　   摩罗说：“由于受到人本主义思潮的鼓吹，现代人很少考虑到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很少面对人性中阴暗下流的东西。我们几乎是无限夸大了人性中光明的一面和高贵的一面，我们甚至常常相信人是万能的。以人类亿万之众竟然常常愚蠢地拜倒在一凡身肉胎的脚下。”⑾
　　鲁迅对西方近代潮流进行了反省，认定如果没有个人的内在超越，就不能使中国的现代化有一个深厚的底气，而摩罗更对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潮进行了质疑，这在中国的思想界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动向。
　　个人的内在超越之路的根本在于宇宙观的建立，在于在存在的层面上解答人存在的意义。人们有权力像尼采和鲁迅一样走向个人并且把个人绝对化，赋予它终极 的意义。虽然在这条路的终点除了绝望之外我们将一无所有。而摩罗则由绝对化的个人出发，对个人进行了批判与反省，由此走上了一条内省的路，这是一条因为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自我忏悔并寻求灵魂拯救的路，这是一条由绝望走向仰望的路。
　　摩罗说：“在没有出路中寻求出路，这也许就是人类惟一的出路。这惟一的出路不在于幻想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在于看清人性自身的有限性，向人类之外寻找拯救。”“尽管人类必定要为掌握自己的命运继续付出不懈的努力，但人类更需要得到某种内外相通的力量的拯救。”⑿
　　
　　四、因为绝望而仰望
　　收在摩罗新著《不死的火焰》中的《站在自己的墓碑上发问》是1990年写于江西都昌县北炎中学的一篇文章，这是一篇非常让人吃惊的文章，也是摩罗的新作中最令我喜爱的作品。这篇文章通过对毕巧林精神状态的描述，说出了摩罗很多宝贵的思想。毕巧林作为十二月党人的下一代，前辈们追求民主与自由的革命的失败，使他意识到政治革命的路已走不通，而整个社会现实又如此的黑暗，“先知与群氓一起堕落、未来与现实共同晦暗”，他由此而陷入绝望。但在彻底的绝望中毕巧林也看出了十二月党人的有限性，或者说看出了政治革命及启蒙理想的有限性。毕巧林是幸运的，他得以超越启蒙者以为只要有了自由与民主就有了一切的有限性，超越那种把外在的政治革命看作是生活的全部内容的思想的局限性，而回归更为真实的自我；毕巧林是不幸的，他在回归自我后要面对存在的虚无，他的一声发问惊心动魄——
　　
　　“我活着是为什么呢？
　　我生来是为什么目的呢？”⒀
　　
　　这个存在的质问谁能回答呢？这个存在的绝望谁能解决呢？
　　摩罗说：“不是有一个慈悲的上帝，站在东正教教堂的尖顶上，时时呼唤着迷途的羔羊么？毕巧林为什么不可以以其虔敬的追求之心，博得上帝的抚慰呢？但是，不幸他生活在无神论占上风、上帝的辉光日趋暗淡的十九世纪，生活在一心要以人文主义理想来改造俄罗斯生活的俄国贵族阶级的文化传统中，要他将生命的热情从失败的痛苦中撤回，投向上帝的怀抱，这不是一朝一夕之间所能实现的转变，甚至也不是毕巧林这一代人所能实现的。”⒁
　　由此摩罗实现了对近代以来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质疑，并走向对信仰的求索。因为大地的绝望而走向对天空的仰望，这是摩罗的两本新作中最令人欣喜的现象，这也是中国20世纪“精神界战士谱系”的一次自觉变异。摩罗说：“十年之后，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在回答读者的时候，能够说：‘我主要是重复五四先贤的话，同时我也补上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信仰’。如果真的能够在民族文化中凸显信仰问题，我们这代人就可以说至少尽了一点力。”⒂
　　在摩罗1990年写下：“他终于感悟到幸福的障碍远不止是极权政治，仅仅把希望寄托在政治变革和社会改良上未免浅薄，仅仅依靠自由平等的信条不可能重建土崩瓦解的内心秩序”之前的6、7年，一个一生7次入狱，坐过日本人、国民党的牢，解放后一样坐牢的张圣才先生刚流放归来，偏居厦门一隅，在纪念曾任福建省讨伐袁世凯总指挥的许春草先生时写道：
　　
　　“然而许春草这一辈子，还有一个宏愿未见实现。这个宏愿使他日常处于一种期待中——期待有一天，天国降临在地，如同在天。他直到八十六岁的晚年，丝毫没有老年人衰残之感。他天天在家里的走廊上日行十华里，煅练身体，等候天国降临。
　　他有个理想，就是要求正义如大水滔滔，公平如江河滚滚，畅流无阻在祖国大地之上，他认为只有当人民享受到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无恐惧之自由，不虞匮乏之自由的日子，地面上才有和平，人民才有幸福。而这种自由，是从耶稣基督的福音产生出来的。离开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平、公义、仁爱、宽恕的社会是难以实现的。”⒃
　　
　　这是1984年，一个84岁的老人写下的文字，他说民主自由是好的，但是不够的。此话与摩罗有异曲同工之妙，摩罗是从消极面说的。而张圣才先生则从另一面指出自由根植于人心，而人心的预备本身需要信仰。不过要补充一句，信仰能增进自由，但信仰并不是为了自由。
　　摩罗说：“人的终点是神的起点”，也就是说人是在绝望的尽头仰望的。他认为耶稣基督和释迦牟尼正是因为对人间的绝望而仰望上天创造了天国的理想。说人常常是因绝望而走向信仰是对的，但是说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理想是人“创造”出来，这与基督教的启示观不符。基督教认为上帝在创造人时就把永恒性放在人的心里，把理性放在人的心里，但人不是创造的本体。这个本体本身曾经“道成肉身”将他自已启示下来，耶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⒄，这表明他在身份上的不同，他宣告他是存在的本体，取了人形状，来到这个世界。信仰就是人认识到自己理性的有限，并且实现对存在本体的上帝回归的过程。
　　因此摩罗的信仰观还是人本的。其实陈独秀对基督教也有过热烈的关注，但是陈独秀的信仰观也是人本的。信仰之所以是信仰在于它不应是由人的某种不足某种缺憾所产生出来的。
　　由于对信仰的求索，摩罗还实现了对鲁迅的一些可贵的超越，比如说在比批判更深的是“怜悯”，比如对爱与幸福的寻求，这些都是在鲁迅那儿表现得不够充分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摩罗身上产生了“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变异。这种变异是令人欣喜的，它使我们在新世纪的初年有了崭新的盼望，崭新的眼光。
　　由于引入了信仰，在当代我们得以承继启蒙思潮的理性主义以解构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承继现代主义的绝望母题以解构百年现代化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如果在当代我们既有作为自由与民主的思想核心的个人主义立场，又能保持对启示真理的敬虔，我们可能说是实现了对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明进程的扬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时代可能将是人类文明史一个可以算为新起点的时代。
　　
　　2002年1月于北京
　　
　　注释：
　　一、 见《野草·希望》，鲁迅著，引自《鲁迅经典》，368-369页，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版。
　　二、 见《野草·墓碣文》，同上书，388页。
　　三、 见《两地书》，鲁迅许广平著，《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23页。
　　四、 《野草·影的告别》，同上书，359页。
　　五、 见《耻辱者手记》，摩罗著，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193页。
　　六、 见《野草·影的告别》，同上书，359页。
　　七、 见《不死的火焰》，摩罗著，41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八、 两地书》，鲁迅许广平著，《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21页。
　　九、 见《海子骆一禾作品集》。
　　十、 见《因幸福而哭泣》，摩罗著，377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十一、 同上书，376页。
　　十二、 同上书，378页。
　　十三、见《不死的火焰》，摩罗著，33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十四、同上书，43页。
　　十五、见《因幸福而哭泣》，摩罗著，65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十六、见《圣徒与战士——许春草传》（未发表文稿），张圣才先生著。
　　十七、《圣经·约翰福音》十六章28节。

给没有音乐的青评来一些新的声音
从《在别处》到《喝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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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阿辽沙在伊留沙墓前说了下面一段话：（ZT）
　　“诸位，我们快要分手了。我现在暂时还要照顾两个哥哥，其中一个就要去流放，另一个病得快死。但是不久我就将离开这个城市，也许长久地离开。诸位，我们快要分离了。现在让我们在伊留莎的石头旁边互相约定，第一，永不忘记伊留莎，第二，永不互相遗忘。以后我们一生中无论发生什么事，即使有二十年不见面，我们也仍旧要记住，我们是怎样殡葬一个可怜的男孩，他曾在桥头被我们用石头扔过，你们记得么？但以后我们大家又怎样爱起他来。他是个可爱的孩子，善良、勇敢的孩子，感到父亲名誉上所受的痛心的侮辱，因此要起来反抗。所以首先，我们要一辈子记住他。即使以后我们忙于办重要的大事，有了显赫的地位，或者陷入了某种巨大的不幸，——你们也无论如何不要忘记，我们曾经在这里感到多么美好，我们大家同心协力，由一种美好善良的情感联系在一起，——这种情感在我们爱那个可怜的小孩的时候，或许会使我们也能变成一个比目前实际的我们更好一些的人。我的小鸽子们，请你们允许我叫你们小鸽子吧，因为你们全很象鸽子，很象那些美丽的蓝灰色的小鸟儿，现在，在我看着你们善良、可爱的脸庞的时候，我的可爱的小朋友们，也许你们还不了解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因为我的话往往说得很不清楚，但是你们一定会记住，而且将来总有一天会赞同我的话的。你们要知道，一个好的回忆，特别是儿童时代，从父母家里留下来的回忆，是世上最高尚，最强烈，最健康，而且对未来的生活最为有益的东西。人们对你们讲了许多教育你们的话，但是从儿童时代保存下来的美好、神圣的回忆也许是最好的回忆。如果一个人能把许多这类的回忆带到生活里去，他就会一辈子得救。甚至即使只有一个好的回忆留在我们的心里，也许在什么时候它也能成为拯救我们的一个手段。我们以后也许会成为恶人，
　　甚至无力克制自己去做坏事，嘲笑人们所流的眼泪，取笑那些象柯里亚刚才那样喊出：‘我要为全人类受苦’的话的人们，——也许我们要恶毒地嘲弄这些人。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我们怎样坏，只要一想到我们怎样殡葬伊留莎，在他一生最后的几天里我们怎样爱他，我们怎样一块儿亲密地在这块石头旁边谈话，那么就是我们中间最残酷，最好嘲笑的人，——假使我们将来会成为这样的人的话，也总不敢在内心里对于他在此刻曾经是那么善良这一点暗自加以嘲笑！不但如此，也许正是这一个回忆，会阻止他做出最大的坏事，使他沉思一下，说道：‘是的，当时我是善良的，勇敢的，诚实的。’即使他要嘲笑自己，这也不要紧，人是时常取笑善良和美好的东西的；这只是因为轻浮浅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诸位，他刚一嘲笑，心里就立刻会说：‘不，我这样嘲笑是很坏的，因为这是不能嘲笑的呀！’”

孩子需要一只宝葫芦/摩罗
 
1924年，孙伏园在《关于鲁迅先生》一文谈到，鲁迅听说《呐喊》一出版就被请进中小学课堂之后，不但感到极为沉痛，而且此后一看到这本书就讨厌。
　　鲁迅对此事的情感反应为什么如此强烈？因为他很不愿意孩子们读到他这些阴惨寒凉的作品，最不愿意孩子们读到处处“吃人”的《狂人日记》。他说：“中国书籍虽然缺乏，给小孩子看的书虽然尤其缺乏，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呐喊》。”他进而愤激地说，这本书不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应该让它绝版。他甚至不想再写这一类的小说。
　　鲁迅的这个态度表明了他对语文课本的一种想像，在他看来，不应该老是在课堂上声色俱厉的宣讲那些凶狠、仇恨、冲突、暴力的东西，不应该老是让孩子看见血腥、丑恶、残酷和绝望。而应该选择那些充满理想、充满光明、充满善念和爱心的作品提供给孩子。
　　几十年来，鲁迅对中国社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他关于中小学课本选文倾向的想法却没有受到行内人士重视。文革时期的教材是如何充满暴力和残忍的言说，我们这些深受其害的人简直不堪回首。今天的语文课本依然没有从这种阴影里完全摆脱出来，因为我们还没有从原先的文化观念和教育理念上转变过来。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选择鲁迅本人的作品也没有尊重鲁迅的意愿，总是选择他最凌厉寒凉的文字，而对他的温润篇章却不够重视。
　　前不久从网上读到苏三提交的文章《给小学六年级课本编写者判卷》，这位身为学生家长的作者详细介绍了课本内容后说：“课本非但缺乏美感，而且充满了残缺的意象，课文展现的是一个不安而悲惨的世界。这对于少年时期的孩子们来说，可能会有一定潜在的心理损害。假如你认为让孩子们充分接触残酷的世界是应该的，那么我要说，周围现实世界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锻炼，在语文课本中就没有必要加上这一社会教育的负担了吧。在这个有限的语文教育空间内，还是让小孩子们专心于语言的美感更好些。”
　　这位作者对语文课本的批评是很有道理的。最后那句正面阐述却未免狭窄。
　　基础教育中的语文教学，不只是语言文字的教学，它所关涉的素质也不只是美感，而要比此广泛得多。教育就是帮助受教育者更快更好地成长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与人类社会和整个宇宙建立起广泛的感官交流和精神融合的敏感而又坚韧的生命。基础教育是给孩子睁眼看世界的教育，要帮助孩子建立对于世界的基本了解和基本态度，尤其要帮助孩子建立对于人类这种特殊动物的理解和想像。
　　人不是一种固定的东西，他的境遇、他的生命前途、他的精神生活、他的生活意义，全都因为不同的理解而不同，全都因为不同的想像和追求而不同。教育的责任在于帮助孩子从最美好的角度想像人类的前途、追求生命的意义，帮助他们体验到人类的诚实、善良、尊严、虔敬、悲悯等等美好禀赋。我们应该将人类有史以来所建立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集中起来，把它们作为这个世界最重要的财富交给一代又一代嗷嗷待哺的柔弱生命，让他们凭借这些美好的东西克服内在的黑暗、超越外部的罪恶。所以，基础教育的首要任务不是批判、而是建设，不是展示人类罪恶，而是将一颗爱与尊严、理想与诗性的种子悄悄种植在孩子们阳光灿烂的心田。这颗种子将会长成一个闪闪发光的果子，那就是每个孩子在未来的生命途程中战胜妖魔、闯过难关所依靠的宝葫芦。这是一只从他自己的内心长出来的宝葫芦，除了充分吮吸了前人的浩然正气，还包含着他本人向善的愿望和向美的悟性。这是一只能够抵御寒凉和邪恶、超越罪性和虚无的神物，危难之中他只要对这只宝葫芦默默祈祷，马上就会从自己心中涌出信心、勇气、良知和力量。
　　人性有阴暗，世界有丑恶，教育当然不能向孩子隐瞒这种不幸的基本现实，但是究竟在什么时刻向孩子比较集中地展开这些可诅咒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好好谋划的。我看恐怕得等到孩子们高中快毕业的时候，以及上大学的时候，也就是当他的理性能力渐趋形成的时候，当他对生命的热爱和生活的热情业已建立的时候，当他懂得生命应该善良而又尊严地展开的时候，当他有能力结合个人内心的阴暗体验对人类的有限性和悲惨境遇予以审视和悲悯的时候，尤其重要的是，当他正在准备为世界的悲惨承担责任的时候（也就是有意识地使用他的宝葫芦的时候），他才不至于因为从外部看见人类的黑暗而受到伤害，才不至于对人类的前途绝望，才不至于拒绝或者放弃人之为人的责任、痛苦与光荣。
　　有了这只宝葫芦，孩子们就可以对一切丑恶的东西进行审视、批判与否定，他所依赖的东西就是宝葫芦里的爱与尊严、理想与诗性。如果没有这只宝葫芦，孩子们不但无力抵挡那些负面事物对他们的伤害，而且几乎必定会将展现在他面前的暴力、仇恨、欺骗、罪恶等等当作价值本身，日后奉行起来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因为他的内心没有任何信念和价值可以依赖。一个一无所赖的人，除了成为无赖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经常有人谴责那些理直气壮的犯罪，他们犯罪之所以理直气壮，就因为他没有正面的价值用来审视自己的罪恶，就因为他一无所赖。一个无赖必定会放弃人之为人的责任、痛苦与光荣。人们一旦放弃了人之为人的责任、痛苦与光荣，就必定会成为理直气壮的无赖，从而无论是从事欺骗、敲诈、贪污、索贿，还是从事掠夺、专权、奴役、杀戮，都没有内在的心理压力。对于这种悲惨的现实，教育实在难逃责任。
　　这个道理十分简单，打一个比它更简单的比方可以让它变得更加浅显易懂。猪一辈子生活在猪圈里，从来不会觉得猪圈肮脏。孙膑被人强行囚禁在猪圈里，却觉得猪圈肮脏得不可忍受。为什么，就因为孙膑体验过人居的干净整洁，内心有一只关于干净整洁的宝葫芦，他就能够出自习性审视和否定猪圈的肮脏。猪从一开始就只体验过猪圈的潮湿和臭气，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这是肮脏的。如果我们将人之子从小交给猪养育，让他在猪圈里长大，他肯定会完全丧失体验干净整洁的能力，根本不会向往人类的生活。印度狼孩成长为狼性动物的故事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人类的教育当然要培养人之子。那么我们必须让学生在语文课堂听见人类的庄严声音。应该首先将人类最有正面价值的精神财富提供给下一代，让他们首先学会体验爱与尊严、体验善良与和平、体验诚实与虔敬、体验仁慈与怜悯，因为人类一直希望建设一个适于人类生活的人国，而没有打算永远生活在猪圈里。
　　20030921日，写于北京黄村

这个文章难得，保存，细细阅读。

我看了之后 很多感想
-------------------- 不知道我是披着羊皮的狼　还是披着狼皮的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