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犹太人·音乐

丹尼尔·巴伦波姆/龙嘉仪（译）

 
 
“回忆的残酷在于它会重新唤醒被遗忘的记忆。”——Naguib Mahfouz

Naguib Mahfouz在这句话中的观点，我相信，对于理解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是尤为重要的。因为当谈及彼此的时候，都会涉及到过去的历史问题。在某些问题上需要慷慨和大度，而对另外一些问题我们又必须勇敢正视并铭记于心。虽然我在德国并没有亲历任何德国人仇外和反犹太主义的事件，但我仍认为如何处理好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是战后德国人所面临的一大难题。最近，柏林一位著名的政客在发表其一篇主题与犹太主义无关的演说中，提出了“犹太人巴伦波姆”这一说法。而我自己，会将这视为对犹太教的误解。（见注）

的确，犹太主义这一概念是很难阐释的：它涉及到宗教、传统、国家和一个纷繁庞大的民族。无论是对犹太人本身还是对其他人而言，它都难以恰当处理，尤其是在德国，这个让犹太人有着血泪历史印记的国家更是如此。可悲的是，当我在德国生活了多年以后，我越来越察觉到大多数的德国人并没有真正理解、明白德国的那段历史。这种无知很可能会导致新的反犹太主义，或者与之同样荒谬的狂热犹太主义。

我相信罪孽者只占少数，尤其是在事件发生多年以后的今天，作为一个犹太人，我并不觉得在德国生活和工作有多大的困难。但同时我希望，每一位德国人都不要忘记自己国家的那段历史！当他们探讨它时，更要谨慎。每一个德国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当然，这是建立在他对自身和过去的历史有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的。因为，如果在这理解的过程中，他忽略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也难以理解别人。
 


如此的思考引起了德国人对自身的定位问题和这定位所包含内容的质疑。对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评价真的是唯一的吗？对此，犹太传统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更为基本的一种，代表着哲学家、诗人和学者的意见，他们仅仅把注意力集中于犹太人的苦难历程和处世态度；另一种则体现在一些超群卓越的大人物身上，就像斯宾诺莎或者爱因斯坦，在某种程度上更可以是海涅。他们把犹太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应用到其他文化中，当然也包括德国文化和其他方面的问题。不难理解，犹太人是如何认识自身的两重性的。

依我看来，任何人在二十一世纪的开端断言自己只有一个身份都是不可信的。我们时代的难题，就是人们过分更微小的细节，但同时，他们却又缺乏洞若观火的辨析力，以至于缺乏了一种对整体的了解和认同。德国人在精神启蒙上为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只要想想巴赫、贝多芬、瓦格纳、海涅、歌德这些名字就可以知道。但也许正是纳粹时代罄竹难书的罪行，使德国人在2001年正视其历史中的这一页变得尤为艰难了。

我以一个音乐家的身份和凭我自己的经历来看待身份认同问题。我出生在阿根廷，祖父母是俄罗斯犹太人，我在以色列长大，成年以后，大部分时间是在欧洲度过的。在某种特定的场合，我会以适当的语言方式思考、表达。当我指挥贝多芬作品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德国人；当我指挥威尔第的时候，我又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意大利人。这并没有令我自己有一个不真实的感觉，恰恰相反，演绎不同风格音乐的体验是特别富于启发性的：当你学习和演奏德彪西的极弱（pianissimo）之后，又转向演奏贝多芬的（pianissimo）之时，你会更好地了解两者的差别，而且你还会意识到是在处理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德彪西的极弱是缥缈无形的，而贝多芬的，却是声响的力的表现。

探讨不同的文化自然是一件十分有价值的事，但当然，德国文化是异乎寻常的，对此，无须任何虚饰的谦逊。如果你能把贝多芬这一伟人，看作一个德国人，同时也是一个更广义的世界公民（universal）来对待和理解，你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德国人会比其他国家的人们更为热中于研究过去的文化，譬如希腊神话、文学和哲学。贝多芬的全部作品是在某种程度上基于希腊式的感情净化原则，而这反映了德国人的一个典型心态：人不应惧怕面对黑暗，也不要恐慌重见光明（人不要害怕世事的变幻无常）。他第四交响乐中的第一乐章，就是始于混乱的深渊而通过不寻常的方式逐步走向有序与欢腾的。


我发现德国总统Johannes Rau在去年11月9日的演讲中，当他论及国家主义与爱国主义的不同时，就特别有此倾向。他演说道：“只有当种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被扬弃时，爱国主义才能发扬光大。我们永远不要把爱国主义误认作国家主义。爱国主义者是那些热爱他们祖国的人，而国家主义者则是那些蔑视其他国家的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这些观点于我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我相信，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许多德国人缺乏对爱国主义的辨识，也失去了对自己国家的挚爱感情。这部分很可能是出于对民族主义的惧怕导致的，这是非常不幸的。这个变化源于大规模的移民潮：更多的外国人希望来德国，或者是他们比以前更迫切地感到要来德国。德国在尚未具备移民国家（例如阿根廷、美国等）所具有的社会包容力的情况下，打开了它的大门。我觉得，许多德国人对外国人的敌对态度，是基于他们现在的这两、三代人并没有完全理解移民的真正含义。他们不能理解，同时拥有多种身份是可能的。他们也不能在保持其日耳曼民族的纯洁性的前提下，接纳带有外族习俗和文化的外族人成为他们国家、民族的一部分。

对这特定的德国问题最好的例证是当今柏林的形势：一些人害怕他们的首都将变为多元文化、多维的地方。这一恐惧毫无疑问是因为没有充分认识过去的历史。柏林是德国中唯一被分隔的城市，而这城市的两部分都受到不正常的外部支配。联邦德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都认为柏林是一个有着其特殊地位的城市。我希望柏林不要因为重新统一，而失去其特殊地位；相反，正因为40年的分隔和东西德的并存，柏林，在我眼中，有一种独特的包容潜力，一种应加以好好利用的潜力。与其再埋怨历史造成的分割，人们更应把其视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无论是为了柏林抑或是为了柏林与德国其他城市或其他国家的利益。毕竟，柏林是唯一的一个这样的城市：莫斯科的代表团来到此地时不会感到陌生，而同时，华盛顿的代表团也会在这找到熟悉感。


如果我们要领悟自然的现象、人类的品性、天主的福音，或者是一些与别不同的精神上的体验和经历的话，我们可以通过音乐来了解更多。音乐于我而言是那么的重要，那么的趣味昂然，因为音乐是如此的博大深邃，却又是如此的单纯朴实（music is at the same time everything and nothing）。如果你希望学习如何在民主社会里生活的话，你可以通过演奏管弦乐来习得。因为当你演奏管弦乐的时候，你必须知道何时引领、何时服从，在为别人留有余地的同时，还能为自己谋求一片立足之地。除此之外，又或许正因如此，音乐是逃避人类现存问题的最好方式。

在对音乐这一定义的众多诠释中，仅有一种我认为是最清晰明白的：“音乐是洪亮的曲调”——布梭尼（Ferruccio Busoni）。而其他的阐述都是关于音乐所能唤起的不同响应：音乐感觉上是富于诗意的、刺激感官的、精神抚慰的、美妙动人的或者是真正迷人的——种种可能性数不胜数。正因为音乐的两面性：博大深邃而又单纯朴实（music is at the same time everything and nothing），所以它很容易被滥用，而它的确曾被纳粹滥用了。近年来，在魏玛的West-Eastern-Divan的工作室中，来自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音乐家聚集在一起工作，通过音乐，他们达到了一种另人难以置信的友好和融洽。但这并不意味着音乐就可以解决中东问题。音乐可以是生命中最好的学校，但同时，它也可以是一种最有效的逃避方式。

编者注：Klaus Landowsky，柏林参议院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领袖，在去年年底谈及选择适当人员来掌管柏林德国歌剧院（Berliner Staatsoper）的时候，曾遭到公开的强烈的反对。在一位记者面前，Landowsky先生说道“一方面，你们拥有年轻的卡拉扬第二，基督徒泰勒曼（Christian Thielemann），而另一方面，你们拥有那位犹太人巴伦波姆。”

放在音乐版里也没问题，音乐最能表现音乐。

说真的，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帖子该放在哪里，谈音说乐虽然是音乐版块，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个东西不适合放在那里，因为它并不是音乐评论方面的文章，到是和这个这个版块的主题比较接近。所以希望斑竹不要转帖，再说，本人觉得音乐也因该算在学术里面吧，它也有很多和哲学相联系的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