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灵魂——毕达哥拉斯的使命

守望灵魂——毕达哥拉斯的使命
Caring for Soul：Pythagoras' Mission
    关键词：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派  灵魂  灵魂不灭  灵魂的净化
    提要：毕达哥拉斯哲学的核心问题不是自然哲学，而是灵魂的净化。他吸收了东方的神秘主义学说，主张灵魂与肉体的二元论。肉体有死，而灵魂不灭，灵魂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因而必须净化。数学、音乐、几何学、天文学是毕达哥拉斯净化灵魂的首选方式。灵魂问题的提出对于人类文明史的意义，不亚于半达哥拉斯在科学上的其他贡献。
    
    根据西方的毕达哥拉斯权威策勒尔(Zeller)、格斯里(Guthrie)等人的看法，在毕达哥拉斯团体的成员费勒劳斯(Philolaus)以前，没有任何关于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思想公诸于世。因此，费勒劳斯是第一个阐述毕达哥拉斯思想的人。这种看法来自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罗马时期的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和扬布里丘(Iamblichus)也持这种观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毕达哥拉斯学派自身而言，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静默原则和导师崇拜。因此，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自己的学说和信仰秘而不宣。而将学说公诸于世时，常常把学派成员的思想统统放在毕达哥拉斯名下。这既造成了甄别材料的困难，又引起人们对材料真实性的怀疑。因此，人们始终无法弄清楚，究竟哪些思想属于毕达哥拉斯本人的，哪些是其学派成员的。即使在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时代，也很难做出明确的区分。我们注意到，柏拉图只在很少的地方直呼毕达哥拉斯其名，而亚里斯多德在谈及毕达哥拉斯时，常常含糊地使用“毕达哥拉斯派”之类的说法。就是在当时，毕达哥拉斯与毕达哥拉斯派也几乎是通用的名称。
    19世纪西方古典主义兴起，重新燃起哲学界对文献的热情。然而，考据的结果似乎并不令人振奋。连希腊哲学巨擘策勒尔，也无法断定哪些作品是毕达哥拉斯的，哪些是其学派成员的。他甚至进一步断言，即使是毕达哥拉斯派的作品，也只有费勒劳斯的可信；间接材料，除了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对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评论是以真实的材料为依据以外，其余的均不可信。第欧根尼·拉尔修与扬布里丘的记载，也相当可疑。策勒尔区分了“传奇的解释”和“历史传统”，把他认为不可信的材料列入“传奇的解释”，也就是故事。可信的资料才属于“历史传统”。不过，在策勒尔那里，“历史传统”少而又少。这种看法虽然有些极端，毕竞不无道理。
    这种古典主义研究，不仅使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真伪问题无法解决，就连柏拉图本人的著作，也没有几篇值得肯定。根据20世纪学者统计，柏拉图的著作最后只有五种没有受到任何置疑，其余的都有被视为伪作的记录。而在毕达哥拉斯问题上，情况更悲观。唯一不被怀疑的是：有这么一个人，而且，能够确定他父母的名字，以及他父亲的身份。因此，格斯里在他的《希腊哲学史》第一卷探讨毕达哥拉斯时，开篇便说，“在所有希腊哲学中、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历史，也许是最有争议的主题”。而且，他在同一页脚注中进一步表明，“现代一位学者沮丧地说，探索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一个无底洞”。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哲学家跳入这个无底洞，虽然结论依然令人沮丧，却也津津乐道。即使那位把毕达哥拉斯的研究推上绝路的策勒尔，在描述了一幅绝望的画面之后，还是斩钉截铁地断定，毕达哥拉斯是希腊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哲学家！20世纪的研究者力图摆脱这种沮丧，也基本上倾向于承认拉尔修、扬布里丘以及新毕达哥拉斯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对毕达哥拉斯的看法。鉴于这种状况，笔者申明，本文所讨论的毕达哥拉斯，包括相拉图之前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但是，并不包含新毕达哥拉斯主义。
    对毕达哥拉斯的一般评价
    毕达哥拉斯的名字，似乎总是与科学史上的事件相关。他最早提出哲学与哲学家这两个名称，并且断定哲学家就是爱智者。几何学在埃及人那里仅仅是测量土地的方法。尼罗河水涨落，常常把地界冲毁，为了确定地界，埃及人需要经常测量土地。因此，他们发明了一些测量土地的方法。毕达哥拉斯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几何学的测量方法，但是，他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测量上，而是把埃及人用来丈量土地的实际操作，变成非物质的、概念化的公式，从而为几何学步入科学的殿堂奠定了基础。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使他获得几何学家的称号。其实，说毕达哥拉斯是几何学之父大约也不为过。不仅如此，他发现了事物之间的数量关系，并用这种关系解释音乐和天体。他的名言“万物皆数”对柏拉图影响至深，传说柏拉图有感于这句名言，曾说“神可能是个几何学家”。这虽然是一种幽默的表述，但是，它毕竟反映了几何学在柏拉图心目中的份量，而且柏拉图学园的大门上赫然写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柏拉图学园在后期主要讲授数学和几何学。
    埃及人观察天象发现，天狼星的出现总与尼罗河水的涨落有关，因此，在埃及出现了最早的天象学(也可以称作准天文学)。他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观测天象的方法。可以说，埃及人的天象观测，是毕达哥拉斯天文学的启蒙教师。不过，毕达哥拉斯并不是简单地传达埃及人的发现，而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日月星辰的位置。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描述，毕达哥拉斯也是第一个发现晨星与暮星是同一颗星的人。而且，他把数学用于天体的观察，从而断定，天体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地球是一个游动的球体。虽然他尚未明确提出日心说，但是，至少有地球是绕行的思想。
    在中世纪，人们普遍认为，毕达哥拉斯是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的创始人。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人文主义者运用毕达哥拉斯的黄金分割法与和谐比例进行艺术创作，那些颇具美感的不朽雕塑，也把毕达哥拉斯的科学家形象深深地嵌入其中。哥白尼承认，毕达哥拉斯的天文学概念是他的日心说的先驱。梅森先生这样评价哥白尼的日心说，“他的方法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是从毕达哥拉斯以来就被天文学家所采用过的。”伽利略也宣称自己是一个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莱布尼兹则自认为是继承毕达哥拉斯传统的最后一个哲学家和科学家。
    现代科学，特别是数学和天文学，也沿袭了传统的看法。充分肯定毕达哥拉斯的科学成就。波耶在《微积分概念史》中指出：“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肯定是以推理为其特色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都注意到，演绎推理所得的结果跟观察的结果或归纳推理的结果非常符合。”在毕达哥拉斯一柏拉图传统中，就连神都是几何学家，所以人们认为他的体系以推理为特征，也是合情合理的事。鉴于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在科学史上有如此多的第一，把毕达哥拉斯看作一个科学家或者自然哲学家不无道理。充分肯定毕达哥拉斯在科学上的重要地位，无论如何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笔者对此没有任何异议。
    不过，笔者想提醒人们注意的是，许多思想家似乎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在毕达哥拉斯的若干“第一”中，有一个“第一”对西方哲学和西方文明的价值，恐怕并不亚于其它“第一”。这就是他第一个把东方文化对灵魂问题的探讨，嫁接到希腊文化中，并且成功地使二者相互融合，从而为希腊，也为最早的西方哲学注入了人文主义的内容，并且通过对几何学、天文学、数学、音乐的改造，使这些科学(其实，最多算是自然哲学)成为关注灵魂、净化灵魂的一种手段，成为塑造人性或人类道德的首选方式，成为人文精神的核心。毕达哥拉斯在这方面的贡献，一直没有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然而也有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例如，罗素和海森堡，看到了毕达哥拉斯有关灵魂问题的思想，而且清楚地知道它们的传承关系，以及对于西方思想的影响。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这些思想有什么积极意义，甚至认为它们是一种负面的东西。这同样令人遗憾。
    海森堡以科学家特有的敏锐清楚地看到，“毕达哥拉斯学派是神秘主义的一个支派，它起源于酒神的祭拜仪式。这里早已建立了宗教与数学的联系，而数学从那时以来，已对人类思想发生了最强烈的影响。毕达哥拉斯似乎最早认识到数学形式化所固有的创造力。他们发现，如果两条弦的长度成简单的比例，它们将发出声音，这个发现表明，数学对理解自然现象能有多么大的意义。”应该说，海森堡注意到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与其神秘主义的连带关系，并强烈感受到毕达哥拉斯的重要历史地位。他谈论毕达哥拉斯的影响时，引用了罗素那句名言：“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对于思想界有过像他那么大的影响”。然而，海森堡心目中的影响，主要指他的数学。因为海森堡明确指出：“在毕达哥拉斯学派中，还包含许多我们难以理解的神秘主义。”这里面有一个潜台词，就是宗教神秘主义的东西，与毕达哥拉斯的科学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两回事。即使不理解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也可以理解他的思想和影响。仿佛他的神秘主义是一个蜘蛛网，只需一抬手，便可以轻轻抹掉，根本不会影响人们对他的理解，反而能够使毕达哥拉斯的思想更加干净、清晰。抹掉了这个蜘蛛网，似乎更有利于对其思想真话的认识和把握。
    罗素在描述自己的思想发展时说：“自本世纪的初年起，我的哲学的发展大致可以说是逐步地舍弃了毕达哥拉斯。”现代的哲学家，恐怕没有什么人比罗素更清楚毕达哥拉斯思想的价值了。因为他清楚地看到，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与宗教神秘主义有密切关系，与其灵魂学说有密切关系。他指出：“灵魂一词最初在希腊思想中出现的时候起源于宗教，虽然不是起源于基督教。就希腊来说，他似乎起源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他们信仰死后灵魂转生，目的是为了得到最终的拯救，这在于摆脱物质的束缚，而只要依附于肉体，它就必定受这种束缚。”经过南意大利学派的发展路线，“把灵魂作为不同于肉体的某种东西的学说，就成了基督教教义的一部分”。凡讨论毕达哥拉斯的人，似乎都会引用罗素这句名言，以说明毕达哥拉斯灵魂学说对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的影响。然而，罗素所说“影响”分正负两个方面。遗憾的是，罗素将毕达哥拉斯式的灵魂的沉思看作一种其想，属于负面东西。
    罗素告诉我们，他早年曾一度沉溺于数学的神秘主义，也获得过冥想的快乐。后来他认为，“在一个满是灾难痛苦的世界里，退隐到沉思冥想里享受一些快乐不能不算是出自自私，拒绝共同肩负灾难所加在别人身上的负担”。写《我的哲学的发展》一书时，罗素依然记得“相信时的快乐”，只是这些快乐“现在看来却大部分是荒谬的”。罗素这段话有一个特殊的背景，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他看到年轻人登上开往前线的火车，觉得自己不能置身于事外，不能再生活在抽象与沉思里。罗素的自责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使像尼采这类孤芳自赏的贵族，在普法战争时，也还能与他并不看好的普通士兵同甘共苦。如果我们不是处于一战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而是客观地看待毕达哥拉斯的灵魂的沉思，便应该承认，毕达哥拉斯式的沉思，决不仅仅是个人爱好，而是为了探索一种新生活之路，其目的是拯救人类的灵魂。抽象与沉思不是自私的冥想。在一般情况下，笔者并不认同罗素的看法，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提下，笔者至多是理解罗素的自责。
    罗素把自己的哲学历程描述为逐渐舍弃毕达哥拉斯的过程，实际上是说自己的思想历程就是由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开始，进而逐渐远离神秘主义的冥想，最终走向真正的数学或科学思维。这里面蕴含的前提也是科学与信仰的对立。布尔克特(Burkert)在评论策勒尔的研究时指出，策勒尔“在毕达哥拉斯作为宗教奠基者与匿名的毕达哥拉斯派数哲学之间，切开了一条裂口；把这些不同要素结合起来，表明它们最初的统一，必定是极其诱人的一种挑战。”其实，布尔克特对策勒尔的评论意味着，策勒尔对毕达哥拉斯的探索，其前提依然是科学与宗教对立，所以，才需要探讨二者的关系，才需要发现它们最初的联系。他清楚地看到，假如解决了这一问题，“就有可能深深地改变人们对文化史的理解”。
    笔者以为，这些看法有两个依据，第一，西方中心主义。这些西方学者清楚地知道，灵魂问题来自东方，特别是与他们心目中东方式的迷信和神秘主义相关，似乎这样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东西。第二，都是以近代科学和哲学体系为基础，对古代希腊哲学进行诠释。对于后者，笔者想多说几句。尽管本文主题不是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它对于理解毕达哥拉斯十分重要。
    雅斯贝尔斯对近代科学进行过中肯的批评，他指出：“主宰自然，能力，效用，‘知识就是力量’，这是自培根以来的格言。他和笛卡尔描绘了技术未来的概貌。可以肯定，它并不是被利用来反对自然的可怕力量，而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这就是所谓人定胜天。”这种科学观的前提是“我只知道我能造的”。它本身并不意味着人可以为所欲为，更不意味着“世界在整体上和原则上是可知的”。科学动机包含着两种意志：技术意志和知识意志。近代“科学家的特征乃是对必然性的感情。准备适应自然总是自然科学家精神的一部分。不过他想知道自然在做什么，自然界发生了什么。”这是科学家的“知者的自由”。这里所说的自由，依然没有为所欲为的意思。但是，当这种自由被推向极端时，知者的自由就不是思想的自由与安宁，而是“为所欲为”。由于科学在近现代社会明显的物质效用，因而它“一直享有巨大的威望。人们期待它解决一切问题，深入理解全部存在，帮助满足任何一种需求。……科学成为我们时代的标志，恰恰是它不再以科学形态出现的时候”。因为科学成为人们支配自然的手段，它的目的已经不再是科学所期待的认识自然，适应自然，而是改造自然、做自然的主宰。于是自然由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变成了人们可以征服的对象。人与自然处于对立状态，人在奴役自然的同时，把自己沦为物欲的奴隶。尽管我们自诩我们的时代是科学的时代，但是，人类与科学精神的距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遥远。现代人只占有技术，甚至是技术的物质结果，却不享有任何科学。科学“精神本身被技术过程吞噬了”。造成科学服从技术，技术服从人的物欲的结果。雅斯贝尔斯认为，导致这种错误的原因是，近代科学把世界的可知性作为研究前提，特别是认为世界在整体上和原则上可知。既然世界可知，当然它也可以被创造，甚至可以从根本上被改变、被主宰。在这样的世界中，还有什么不可理解的神秘的灵魂呢?还需要信什么别的东西呢?信科学就够了。于是，科学在成为现代社会的新宠的同时，也成为现代社会的神话。
    海德格尔指出，现代人普遍承认，“科学是现实事物的理论”。而“科学”仅仅指近现代科学。希腊文没有科学之类的概念。该概念在罗马帝国时期以拉丁文形式出现时，仅指学问和知识。学问与知识是十分宽泛的，它也包括类似于沉思冥想之类的东西。而不仅仅指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当然它也包含与之相关的东西。“现实事物”是在我们的生活世界起作用的东西。“起作用”意味着“做”(tun)，它的词干属于印欧语系的dhe。“做”不仅仅指人的活动，不仅仅指行动意义上的活动，自然的生长与活动也是做，并且是在特定位置上的做。意思是说，“做”最根本的涵义是在生命和生活过程中的自然行动。“自然”是指生命和生活在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中的所为。这个所为与个人所拥有的一切相关。在中世纪，“起作用”还指房屋、器具、图像的产生。后来它的意义变窄了，只意味着缝纫、刺绣、编织意义上的产生。即，物化的动作。但是，这个词不具有效应和起因的意思，也不是指一个物化结果的功用。而是在生命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东西，是生命过程内在的部分。当然，在现实事物中起作用确实与现实事物的现实性变化相关。变化表明本身已经被“做”，即在工作、劳动中成为对象。在“做”的活动中获得成功就是“事实之物”。它相当于肯定和确定。17世纪以来，“现实的”与“确定的”基本同义。它与假象、意见相对立。在近代科学中，现实事物成功的一面日益被强调，成功的对象达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可靠状态，被提升到一切其它事物之上，表现为“对象”或者“客体”。它不仅与一般的事实相对立，而且与人相对立，与主体相对立。从生活与生命的一部分，变为与主体对立的东西，这就是希腊科学与近现代科学最根本的差别。
    如果我们认同海德格尔的分析，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在生活世界与在实验科学世界不同，实验科学世界是狭窄的、具体的、功利的，一切都在概念体系的刚性结构中，如同在无影灯下解剖尸体一样，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分割和界定的。而在生活世界，特别是在生命过程中，一切都具有内在的联系，我们无法清楚地界定生命中的任何一个具体的功能。一旦想界定它或者已经界定了它，它便不是活体了。既然如此，在希腊人的生活世界中，两种都源于沉思的东西具有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便没有什么可以惊讶的。

经典，再顶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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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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