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消费时代的文学使命

消费时代文学的使命：写作真实的可能
--评张炜《九月寓言》和王安忆《长恨歌》
一、物化真实的消费时代
在商业时代，消费主义和技术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广泛浸蚀；在自由被浸蚀的前提下，文
学的真实性也在以多元化的形式裂变成物化时代的牺牲品。文学真实性物化的主要表现
是，在"真实性"的概念下，作家以纯粹实在化的眼光看待生活，拒绝体认内在于生活的
超越意义。也就是说，在真实性物化的文学中，一切内在性和超越性的存在都被变成了
现成的、外在的物，被作为技术的对象、享乐的商品。文学真实性的物化，对政治文学
把真实性乌托邦化是一种批判和否定，但是，它付出的代价是文学本身变成为纯粹的实
在物，而不再具有创造意义的可能。因此，当我们的心灵在当前文学创作中感受到普遍
的匮泛和虚伪时，不是因为这些作品缺少"情感"、"价值"和"信仰"，而是这一切被物化
为欲望消费的物品，取消了对于我们的存在的一切意义可能。如果文学不想继续沉沦为
这个物化时代的纯粹实在物，而仍然要对于我们的生命实现一种必要性，它就必须摆脱
自我实在化的陷阱，在当前生活的现实中努力展现真实的可能。展现真实的可能，就是
把真实展现为对于人和自我的有意义的存在，展现为人类内在生存所需要的情感、价值
和信仰的实现和生长。真实，拒绝乌托邦，拒绝对现实苦难和危机的熟视无睹、无动于
衷，更拒绝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虚伪；可能，不承认绝对主义的认识论，不承认科学
和技术对生命意义的剥夺，坚持生命和人是可能的，而且本质上就是一种可能。在对人
生的真实的可能的展现中，生活或世界，必然是一个充满意义，即有情而美丽的世界。
在此，我们必须呼求作家批判自我孤独的物化意识的勇气和基于深刻历史体验的对人本
身存在的信心，在此基础上重新树立博大而深沉的现实关怀。
二、《九月寓言》：真实人生的歌唱
歌唱的本质： 苦难与幸福 真实与寓言 存在与语言
张炜的《九月寓言》在对把自我生命融入野地的生活史的抒写中从揭示了真实的可能。
被修饰过的城市磨钝了我们的感觉，对野地的触摸使我们恢复感觉的敏锐，也就恢复了
我们与土地本原的生命联系。"人实际上不过是一棵会移动的树。"在野地中，我们重新
得到简单、真实和落定，生命变成一首热烈的歌谣，一个永远丰美灿烂如九月般的寓言
。"难忘的九月啊，让人流泪流汗的九月啊，我的亲如爹娘的九月啊。"张炜寻找感觉真
实和原来的可能，他发现了这种可能：融入野地的歌唱。九月的寓言就是一个在丰裕的
野地中歌唱的寓言。野地中的歌唱使心灵倾听真实的声音，也使心灵唱出真实的愿望。
因此，野地的歌唱不仅是自慰，而且是呼唤。在野地的歌唱中，最平凡的生活将升起为
仙鹤的舞蹈，最艰辛的劳作将成为最欢悦的颂歌，最苦难的人生际遇将成为一次最细腻
而动听的叙说。张炜无疑是在书写一个当代的野地神话。但是，张炜的书写不是一种神
话的书写，而是一种反神话的书写。他不是逃离或粉饰人生的艰辛与苦难，相反，最深
刻地投入和感触了这艰辛和苦难的深重与无望，如十九岁的姑娘赶鹦与伙伴们在月夜的
疯跑，苦命姑娘"肥"在雨中的彷徨，三兰子的惨死，少年龙眼的耀眼的白发，用忆苦来
渲泄痛苦的老辈人，乃至于整个小村作为外来流民的宿命。张炜的书写是最现实的，只
有整个生命融入其中，才能有如此现实的书写。然而，正是这最具有现实性的书写在抵
达生命的真实的同时，获得生命的神意。在当代生存的普遍遮蔽中，真实本身就是一个
神话，一个生命自语的寓言。所以张炜最切实的人生忧患却叙述出最超越的神意的欢欣
。张炜用保护了生命自语的权力：人向自我生命的歌唱。无疑，我们不应该过于看重野
地的实在性，在根本上，它是一个愿望，是人心灵深处的一块沃土，它是人最后同自然
保持联系的决心和勇气，是人的最后的希望――一个遥远的光点。"人需要一个遥远的光
点，像渺渺星斗。"
三、《长恨歌》： 虚构极限上的抵抗
虚构的极限：叙事的主题化 语言成为内容
在90年代文化语境中，王安忆的《长恨歌》是特别的。它的特别，首先可以在美学批评
的层面，界定为一种刻意而成熟的精致。在这部近30万字的长篇小说中，我们读到了贯
彻到底的，始终保持在近于江南口语语调的节奏中的舒缓悠扬的语式。这种语式以"……
是……又是……的（样子）"为基本结构，节奏是一波三折，读起来亲切昵喃，却又语重
心长。这些语句规范地重复和生长，则组合成一副副精心剪裁的画面，在这些画面中永
远闪耀着美丽迷人光辉的，就是经历了40年（1946-1986）风云变幻的"上海小姐"王琦瑶
。当然，这些画面以同样舒缓悠扬的节奏组合成了一部《长恨歌》，一曲似乎没有尽头
的凄美悠怨的长调。在90年代的中国小说中，《长恨歌》不是一部艰涩难读的长篇小说
，相反，它是亲切优美的。除了第一章被作者压进了过多的上海弄堂风情的评说，繁琐
肿胀而几乎令人窒息外，从第二章至全书结尾，一个具有"上海小姐"特殊身份的美丽女
人的故事始终在亲切优雅的叙述中展开。不能说《长恨歌》是引人入胜的，但它的确是
优美动人的。
但是，《长恨歌》还有另一个层面的特别。通过细读我们看到：一方面，这个刻意而成
熟的精致的文本，叙述的不过是一个"红颜薄命"的老套故事，作者为这个故事配制了许
多上海弄堂里的画面，但并没有向读者传达更多的东西；另一方面，小说的主人公无疑
（应当！）是"上海小姐"王琦瑶，但小说的展开并没有把她作为一个有机的立体的"人物
"来塑造和揭示，相反，她的性格、语言、行为和遭遇都不过是"上海小姐"特殊身份的类
型化的设置和重复。也就是说，在小说中，单数的王琦瑶只是一个类型化的模特，是复
数的王琦瑶的符号。因此，细读《王琦瑶》，就会感到惊人的重复和空洞。"空洞"常常
流露于作者笔端，是小说中常说的"隔世之感"；重复却是被作者的刻意和成熟的精致掩
盖了，因为这部小说中的重复不是停留在对象和内容的层次上的，而是发生在语式、节
奏、画面及其组合的层次上的。在40年风云变幻中，在王琦瑶的情爱生活中，程先生、
李主任、康明逊、萨莎、老腊克等风情万种的男性来而复去，只有王琦瑶是永远美丽迷
人的"上海小姐"，一个"没有年纪"的美人。
《长恨歌》的精致的重复和空洞，是它更深层的特别之处。这部小说的文化意义，正是
在这里被展现出来。王安忆使用旧上海的老故事，无疑表现了对现实（新上海新故事）
的间离--故事以王琦瑶在1986年春天被害结束，即暗示了一个文化时代（或传统）的结
束。小说中的刻意而成熟的精致，"成熟"归于王安忆的才华，"刻意"则是她在90年代文
化语境中的无可为而为的努力。她曾说过，"从虚构的世界出发，走进一个现实的世界"
（《乌托邦诗篇》）但是，在《长恨歌》中，我们却看到，通过语式、画面、节奏的精
致的重复，王安忆是把一个陈旧的现实（老故事）提升到虚构的层次，并以这虚构的存
在对抗现实或成为新的现实。所以，在《长恨歌》中，"红颜薄命"的老故事被精彩地复
述出来，但同时又被精心设置的重复和这重复展开的节奏所消解了。因此，与其说王安
忆复述了一个"红颜薄命"的老故事，不如说她把这个老故事精致地拆散了。相应地，当
我们说王琦瑶是一个类型化的人物，是王琦瑶们的一个空洞的符号的时候，不是说王琦
瑶缺少作为一个"上海小姐"的生活经历或内容，而是说，正是作家对这种内容的过多的
重复设置淘空了王琦瑶，她变成了"上海小姐"超时间"无年纪"的情爱生活故事的常数（
符号）。概括地讲，《长恨歌》的基本特点是在精致之下的结构性（修辞性）的重复和
根本性（价值、意义）的空洞。这个特点透露的是90年代文学写作的文化困境和王安忆
对于这个困境的抵抗--一种在精致的叙事重复中的虚构的抵抗。

文学真实性的物化，对政治文学把真实性乌托邦化是一种批判和否定，但是，它付出的代价
是文学本身变成为纯粹的实在物，而不再具有创造意义的可能。因此，当我们的心灵在当前
文学创作中感受到普遍的匮泛和虚伪时，不是因为这些作品缺少"情感"、"价值"和"信仰"，
而是这一切被物化为欲望消费的物品，取消了对于我们的存在的一切意义可能。


很有道理  我去找出这两本书来好好看看 -------------------- 青青翠竹  无非般若
郁郁黄花  尽是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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