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党史体系和教科书模式 确立文学史的历史哲学观

张福贵

[学者庄园]首发，上网日期：2001/6/11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20世纪文学史文本的差异大都是在史实资料上出入。这种事实
只能提供给我们一个结论：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文本的写作有着一种共同的约束——不容
怀疑的一元化的文学史观念。因此，最应该改变的是已经成为一种思想和政治的原则文
学史观。

　　文学史文本写作首先必须突破党史教科书的单纯政治意识形态倾向，追求人类性和
学术化。

　　对于中国20世纪文学史的评价，从来就不是一种文学史、学术史的评价，而是关于
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的评价。过去中国现代文学史大多是中共党史体系的翻版，是中国
革命史的袖珍版，而缺少一般历史哲学的特质。由党史体系的单纯阶级观转化民族观、
人类观、学术观。毫无疑问，以政治为本位的文学史观相对于中国文学特别是近代以来
的中国文学的本质来说，具有独特而有效的解释权。这种解释权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和现
实所赋于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这种历史与逻辑的前提使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文本确立
了基本的党史体系的评价尺度。党史体系是建立在党性原则的立场上的，价值尺度是绝
对和单一的。然而，政治对于个人来说总是片面的，而文化和人类性总是整体的。而中
国文学所缺少的就恰恰是人类性的主题。

　　文学史观的扩展本质上是超越党史体系的一元价值观，建立文学史的人类文化观。
我们不仅要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而且要从文化哲学的高度看到二者的共同性，从而
超越一般的人类文化异质观和人类生理的同一观，而把它上升为一种人类文化的同一性
命题，建立一种人类共同的文化资源认识论。当我们超越党史体系的政治观而采用文化
观来评价《讲话》前后解放区文艺界的斗争时，就会发现这种斗争本质上反映为乡村中
国与都市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并不是简单的阶级和思想斗争；而徐志摩
在诗中对于无产阶级运动是攻击不是出自于资产阶级的立场，而是来自于人类性的立场
。在一般文学史文本中，对于战争文学的评价也一直采用阶级的和民族的尺度，民族的
“爱国主义”和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的评价贯穿始终。对于战争文学的评价，应该
在民族、政治的尺度之外再加上道德和人类的尺度。

　　政治意识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这构成了党史体系的文学史文本的基本存
在前提。但是，文学史写作是一种科学研究，对于某一对象的研究不仅要作政治性的历
史评价，而且要将其从一般事实和具体环境中剥离、抽象出来，完成学术化的过程，进
行一种学理性的评价。将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对象来加以科学、客观的
理解，以确定和辨析学术史上的价值和影响。政治性是学术研究和学术价值的内容，但
不是唯一的内容。超越政治性评价而进入学术性评价，那就不会只有一种评价视角和尺
度，也可能由此获得对其更全面和丰富的认识。

　　其次，要走出教科书模式，追求多元化与个性化。

　　长期以来，由于把学校视为教育阵地，所以教科书从来就不是一种普通的写作文本
，而是作为思想教育和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教材而存在的。于是，在统一的思想支配
下，形成了统一的教学大纲、统编的教材、统一备课的模式。协作教材和统编教材就成
为文学史写作的主要文本形式。文学史教科书也就成了一种政治文本。当历史研究以政
治性为唯一的思维和尺度进入写作者的判断时，结论往往是预先给定的。

　　历史文本实质上是不断变化着的事实评价的价值体系，因此，每一种历史无时不在
改写和重写的过程中。发生的历史是一种事实，评价的历史是一种文本。因为历史事实
在不断发现，历史文本在不断改变评价，所以说历史总是后人写的。一切历史都应该是
个人史。每个人不一定都有参与历史过程的机会，但是，每个人都有评价历史的权利。
价值观的多元化应该具有勿庸质疑的合理性。现代历史哲学认知下的文学史观应该是多
元的而非一元的。

　　在这样一种认识之下，文学史写作应由教科书模式的集体操作转化为个人个人操作
。教科书模式的要害不在于写作行为的集体化，而在于文学史观的集体化，从而使文学
史文本失去思想个性。思想永远应该是鲜活的，其活力便来自于社会思想的多样性。因
时代需要，社会思想暂时的高度同一，可以产生强大的凝聚力，而长期的同一则可能会
出现僵化和迷狂。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只有存在悖论和异质，才更有生命力。思想是
每个当代人的权利。多元化的思想本质就是价值观的个性化。

　　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绝不能成为一部思想经典的注疏历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绝不是一种政治口号，而是一种思想路线、一种学术精神。这应当是20世纪中国文学
史文本写作的基本原则。

　　［学者庄园］首发，上网日期：20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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