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黄仁宇与吴晗的历史人生(转自原生态)

　　研究明史的人有不少，近世明史研究大家当属陈寅恪、黄仁宇与吴晗。
　　三人在明史研究上颇有建树，盖因明乃汉人所掌权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夹在满清与蒙元之间，与中国主体民族最为接近所至。陈寅恪的着眼点在明末亡国之际的民族内部斗争，黄仁宇的切入口是万历十五年前后的中国政经大貌，而吴晗则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将明朝时期的粮亩制度、税法改革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研究。
　　学而优的吴晗万万不该的是把明史改变成了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个历史剧用我自己觉得是非常革命的，而且赞扬了一个敢为民除害的清官的悲剧命运。很有感染力，而且研究历史的人写起剧本来，很有章法，头头是道，比起当今火热的“戏说”系列，吴晗的《海瑞罢官》真可以说是在学术与艺术取得了双丰收，但是这本书生不逢时。
　　原国民党军官黄仁宇在大陆解放之后去了美国，依仗着自己深厚的国学底子，在美国研究起了明史。远离祖国的黄先生通过一番中外对比，把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脉搏看得到更加清楚了。1981年，他用英文写成了一本小册子——《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这本书就是近二十年来对中国的政治思维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万历十五年》。此书面世的时候，许多人并不把他当作历史书来看，因为它实在是不像那些惯常的历史典籍——文字拗口，内容古玄。1982年五月，中华书局出版了32开本的中文版，也才仅有八又四分之一个印张。前前后后加上来没有250页。
　　被革命小将们批评为“花岗岩脑袋”的“前清遗老”陈寅恪早在三十岁左右就已经确立了在隋唐史研究上的领导者地位，不过，晚年的他感怀伤世，转而研究起了明史，《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作者陆键东认为，陈晚年专注于明史，是因为感觉自己是上一个时代的人，对现实（建国初期）确实是有点迷茫，而且陈是个学人，一贯坚持“自由之主义，独立之思想”。其祖其父皆为晚清重臣，家学渊源。“一个从前朝过来的人，对世事的感怀肯定更多。”文艺沙皇、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周扬对陈很是理解，但就是不好好对待知识分子，周认为：“知识分子是前朝来的，对革命有意见，是打击的对象。”在这样的环境下，陈寅恪几乎是倾注了晚年所有的精力撰写了《柳如是别传》，这本别传通过对明末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的详尽研究，勾画出了明朝灭亡的大历史，大变化。
　　三个研究明史的学人命运各异，但都是享尽了哀荣。黄在未去世之前，其著作《万历十五年》所传达出的“制度的力量大于道德的管制”的原理为中国建立法制社会打下了深厚的启蒙基础。黄的治史之道是由小见大，于无声处听惊雷。为写《万历十五年》准备了二十年之久。三位史家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都是厚积薄发。三个版本的明朝其实都在试图揭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从明朝就开始衰落了？”黄找到了最接近的答案，吴的答案不够完善，但是也从官僚体制的角度反映出了问题的部分本质，陈晚年双目失明，更侧重从感性的角度治研历史。
　　明朝是因为体制落后而跨掉的。事实确实是这样，但是这个体制直到现在还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或多或少的痕迹。体制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体制的改变也需要漫长的时间。好在，我们知道什么地方不如人，所以也就知道了需要改正的地方。
　　明朝的档案其实也不仅仅这三个。这三个明史档案只不过是更接近本质，笔者觉得最有价值的是，这三个历史档案的作者值得我们去推敲，他们同处一个时代，但是写作、治学的角度和目的却完全不同，产生的结局差距就更大了：《海瑞罢官》搞死了吴晗；《万历十五年》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柳如是别传》则表现出了陈寅恪厚重下面温情的一面。